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初期定都南京，后明成祖迁都北京，共传十六帝，延续276年。明朝时期，君主专制空前强化，多民族国家进一步统一与巩固。明初废除丞相职位，设立厂卫特务机构，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但也为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政埋下了隐患。此外，明朝农民反封建斗争也进入新阶段。以下将详细解读明代权臣严嵩，一位掌控朝政近十五年的争议人物。
严嵩（1480年3月3日-1566年5月10日），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出生于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今江西分宜），祖籍福建邵武。他是明代知名的政治家和权臣，在明世宗嘉靖年间长期担任内阁首辅，专擅国政长达近十五年之久。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严嵩考中进士，后累迁至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时年六十三岁的严嵩进入内阁，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改任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诬陷夏言，重新担任内阁首辅，从此掌控朝廷大权。晚年因触怒嘉靖帝，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被迫致仕。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严世蕃案发，严嵩遭罢职抄家，寄食于墓舍，两年后病逝，终年八十七岁。
严嵩书法造诣深厚，尤其擅长撰写青词，以此获得嘉靖帝的宠信。《明史》将严嵩列为明代六大奸臣之一，称他“惟以媚上为能，窃权罔利”。通过戏曲和文艺作品、历史典籍的广泛传播，严嵩的奸臣形象已经深入民间，成为后世议论的焦点。
严嵩的父亲是一位久考未成却醉心于权力的人，因此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精心栽培教导。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堂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通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严嵩终于完成父亲的心愿，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考中乙丑科进士，名列二甲第二名，专攻《诗经》，被选为庶吉士，后授予编修。不久，严嵩因一场大病被迫退官回乡，这十年恰好是宦官刘瑾权倾朝野的时期。
正德七年（1512年），袁州府知府姚汀开局修志，邀请严嵩担任总纂。不久姚汀因事离职，第二年徐琏继任知府，到职后立即飞函请严嵩继续编纂府志。正德九年（1514年），严嵩任总纂完成《正德袁州府志》，因这一年为甲戌年，后世称之为甲戌志，展现了他的学术才华。
刘瑾及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此后十多年间，严嵩先后在北京和南京的翰林院任职。明世宗时期，世宗沉迷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之术，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多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因得到世宗宠信，且是严嵩的同乡，严嵩便千方百计讨好夏言，为自己铺平仕途道路。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世宗即位几个月后，严嵩升任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嘉靖四年（1525年），升为国子监祭酒。嘉靖十一年（1532年），升任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与世宗的接触日渐频繁。据记载，当时世宗忙于与辅臣及礼部尚书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至深夜才结束。严嵩住在城西约四里处，乘车驱马俱不及，往往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年），有人上疏请求为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想加阻止，但世宗愤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随即改变立场，尽改前说，并“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成为大礼议的尾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首辅夏言被革职闲住，严嵩加封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
夏言自视甚高，反对世宗沉迷道教，渐不为世宗所喜。一日，世宗将沉香水叶冠赐予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不戴，而严嵩每次出朝都戴此冠，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见状，更加喜爱严嵩而嫌恶夏言。严嵩晋升为太子太傅后，羽翼已丰，开始攻击夏言，并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遇事只召严嵩。后来，严嵩利用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进一步迫害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鞑靼入侵河套（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陕西总督曾铣发兵夺回河套，并上疏建议修筑边墙，得到夏言的支持。夏言举荐曾铣，并与之商讨计划。明世宗决心夺回河套，褒扬曾铣。此时严嵩买通皇帝近侍，称其“轻启边衅”，并指使边将仇鸾诬陷曾铣掩败不报、克扣军饷、贿赂首辅夏言。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信以为真。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许赞以老病去职，张璧去世，世宗再度起用夏言。夏言知道严嵩的为人，处处防范。严嵩表面谦恭，但怀恨在心，日后凭借青词重新夺回世宗信任。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三月，曾铣被杀，妻子流放两千里，夏言下狱。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同年十月，夏言被斩首，亲信或贬或罚。严嵩重新出任内阁首辅，从此擅专朝政。
明世宗崇道斋醮，追求长生不老。严嵩为讨好皇帝，全力以赴，不惜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单是营建斋宫秘殿，便同时动工二三十处，役匠数万人，每年花费二三百万两白银。经费不足时，令臣民献助，甚至开纳捐资，劳民伤财，超过武宗时期。当时明王朝太仓岁入仅二百万两，而营建费用竟高达二三百万，数字惊人。对此，严嵩难辞其咎。
斋醮祷祀需要撰写青词，严嵩因善写青词而得宠。自担任首辅后，他经常陪伴世宗左右，祭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为写好青词，他倾注大量精力，甚至废寝忘食。在庚戌之变时，俺答兵包围北京城郊大肆杀掠，严嵩竟不顾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专心撰写青词。左谕德赵贞吉提出抗敌之策，在奉旨前往军营前谒见严嵩，嵩以撰青词为由辞不见。在严嵩心中，青词的位置远在国家和百姓之上，难怪时人嘲讽他为“青词宰相”。
夏言死后，严嵩与仇鸾的矛盾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入狱，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世蕃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后，仇鸾得宠，不甘心受严嵩掣肘，上密疏揭发严嵩和严世蕃所为，引起世宗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严嵩受到冷淡，四次不被宣召，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趁机将仇鸾的不轨行为汇报世宗，世宗立即收回仇鸾印信，使其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随之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为保住权位，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施以残酷打击，轻者去职，重者致死。沈鍊、杨继盛之死便是突出例子。沈鍊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他受贿卖官、结党营私、妒贤嫉能、擅宠害政。严嵩反击，称沈鍊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以求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鍊至口外保安。沈鍊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严嵩大怒，将除去沈鍊之事交给严世蕃。严世蕃嘱咐新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恰逢白莲教徒案发，杨、路列上沈鍊名字，沈鍊被杀。
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将其与世宗头疼的北边安危和天象说联系起来，但结尾处建议世宗召问裕、景二王，犯了大忌。世宗听信道家之言，不愿见二王，藩王也不当问政。史载严嵩见“召问二王”语，以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怒。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顺利将其处死。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未确立太子情况下，严嵩安排裕王朱载垕（后为穆宗）、景王朱载圳的婚事，但不同意出府举行婚礼，认为“储贰名分未正”，易生嫌隙。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答以太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出外则圣躬不保。一年后，严嵩又进言请豫建太子，但世宗始终未予施行。
嘉靖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而经费已六七百万。严嵩入阁后，不时采木、采香和采珠玉珍宝，光禄寺库银从积银八十万降至“余藏顿尽”。面对日渐恶化的政局，严嵩不仅未向世宗提出任何规谏和改革方案，反而推波助澜，使局势更乱更糟。在他看来，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臣下只能顺水推舟、唯命是从。凡是世宗喜欢听的，即使不该说也说；凡是世宗想做的，即使荒唐可笑也毫不犹豫去做，决不敢有可否。
严嵩成为首辅后，继续小心侍奉世宗，被赐“忠勤敏达”银印。年迈后，他提拔儿子严世蕃协助掌权。严世蕃收买世宗左右宦官，将皇帝日常生活、起居饮食汇报无遗。大臣称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有言“皇上不能没有严嵩，严嵩不能没有儿子”。严嵩父子权倾天下二十年，天下怨恨。严世蕃狂妄至极，曾在家中宝库大笑“朝廷无我富！”众多大臣弹劾，皆赖世宗包庇。在严嵩把持下，“政以贿成，官以赂授”，每一开选视官之高下低昂其值，遇升迁视缺之美恶上下其价。如七品州判售银三百两，六品通判售银五百两，刑部主事项治元用银一万三千转任吏部，贡士潘鸿业用银二千二百两就当上临清知州。武官中指挥售银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夺职总兵官李凤鸣出银两千两起补蓟州总兵，老废总兵郭琮出银三千两使督漕运。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亲威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地。严嵩上密启称“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但数月后命欧阳必进致仕，发出严重警告。严世蕃本是得力助手，但严嵩夫人去世后，他不能再参政，严嵩接世宗诏书往往不知所云。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东道士蓝道行以善于扶乩闻名，徐阶将他介绍给世宗。一日扶乩时称“今日有奸臣奏事”，恰逢严嵩路过。世宗对严嵩父子日久生厌，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几句话推倒。严世蕃被判斩首，行刑前大哭，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他寄食于墓舍，既无棺木下葬，更无吊唁之人，终年八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