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西汉时期的重要大臣，官至丞相，封平津侯。他是西汉历史上首位以丞相身份获封侯爵的人物，为后世“以丞相褒侯”制度开创了先河。公孙弘年少时曾担任小吏，后在海边牧猪，四十岁才开始求学，谨养继母。在汉武帝时期，他两次被地方举荐，征召为博士。十年之内，公孙弘从待诏金马门擢升为三公之首，封平津侯。他先后担任左内史（左冯翊）、御史大夫、丞相之职。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在丞相任上去世，谥号献侯。他在任期间广招贤士，关注民生，为儒家学说的推广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虽曾著有《公孙弘》十篇，但现已失传。
公孙弘的历史形象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历代文人对其评价褒贬不一。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他：“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同时指出，“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班固则称其“平津斤斤，晚跻金门，既登爵位，禄赐颐贤，布衾疏食，用俭饬身。”但也批评他“排主父”等行为。汲黯曾直言：“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这揭示了公孙弘表面节俭、实则虚伪的一面。
王政君对公孙弘赞誉有加，认为：“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司马贞却持相反意见，称其“外示宽俭，内怀嫉妒”。欧阳詹则赞其“自明诚而为卿”。刘祁在讨论武帝时代时，将公孙弘与董仲舒等人并列，认为他们推动了“文物大备”。蔡幼学批评公孙弘“苟合取容，相业无有”。冯梦龙虽指其“曲学阿世”，但肯定其“开东阁以招贤人”。王夫之盛赞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认为此举措功绩伟大。黄宗羲也指出，公孙弘在处理郭解案和卜式输财等事件上，展现了睿智之处。
于慎行认为：“汉武表章儒术，公孙弘之力也。”他指出公孙弘对经术传承有重大贡献，人们不应因“曲学矫情”而否定其功绩。蔡东藩则批评公孙弘“智足饰奸，取容当世”，认为他与董仲舒、辕固的守正不阿形成鲜明对比。柏杨更是直言不讳，指出像晁错、主父偃等忠臣遭酷刑，而公孙弘这类“八面玲珑、貌似忠厚的长者”却一帆风顺，讽刺“和稀泥的人有福了”。
《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曾在渥洼水中获得神马，一时高兴作《天马歌》祭祀太一神。后派李广利伐大宛得千里马，又作《西极天马歌》。汲黯进谏认为，王者作歌应继承先祖、教化万民，而非为马作歌，武帝听后不悦。丞相公孙弘随即指责：“汲黯诽谤陛下创作的诗歌，罪当诛杀。”
然而，经过考证，此事真实性存疑。汉武帝在渥洼水得神马发生在元鼎四年（前113年）秋，伐大宛得汗血马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春。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汲黯则于元狩五年（前118年）迁往淮阳，元鼎五年（前112年）去世。即武帝作《天马歌》时，公孙弘已去世9年；作《西极天马歌》时，公孙弘已去世21年，汲黯也已去世12年。此外，汲黯从未担任中尉一职。因此，公孙弘诽谤汲黯一事，疑非司马迁所载，真假有待考证。
公孙弘擢升左内史的时间，因其记载复杂而成为历史迷雾。一方面，《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前134年）公孙弘第二次被征为博士，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载的元光五年（前130年）被征发生矛盾。另一方面，唯一明确记载擢升时间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称元光五年，但《武帝纪》也记载元光五年秋八月举贤良。由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用新历法前，秋九月为一年之末，冬十月为下一年之始，公孙弘在短短一月余内，难以完成从齐地到长安的往返、参加策问、视察西南夷等一系列工作。因此，这一时间点与公孙弘传记中的“二岁”或“一岁”至左内史记载皆存在矛盾，形成多个可能的擢升时间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