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春，一支大军自建康（今南京）誓师北上。统帅是当时已掌控东晋朝政的枭雄刘裕，他的目标是盘踞在山东半岛的南燕政权。这场被后世称为“刘裕灭南燕”的战役，不仅是东晋历史上一次成功的北伐，更是一场教科书般的军事行动，深刻影响了南北朝初期的政治格局。
南燕君主慕容超，自义熙二年起便不断派兵南侵，劫掠东晋淮北地区。彭城以南的百姓不堪其扰，纷纷筑起堡垒自卫。然而，慕容超并未意识到，他的劫掠行为恰恰给了刘裕一个绝佳的出兵借口。当时南燕内部矛盾重重，慕容超宠信奸佞，诛杀贤良，赋役沉重，民心尽失。这为外敌入侵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当刘裕决定北伐时，朝中多数大臣表示反对，认为劳师远征风险极大。但刘裕意志坚决。他率水师由淮入泗，行至下邳后，果断弃船登陆，轻装疾进至琅邪。一路之上，他命令部队沿途筑城留守，以防范南燕骑兵切断后路，展现了其谨慎的用兵风格。
真正的决策点在于路线选择。从琅邪到南燕都城广固，最短的路径是经莒县，翻越素有“齐南天险”之称的大岘山。此山山势险峻，穆陵关道仅容一车通过，易守难攻。部下皆担心慕容超若派重兵扼守天险，或实行坚壁清野，晋军将进退维谷。然而，刘裕对对手的性格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断言：“慕容超贪婪短视，必无远略，既不会守险，更不懂清野。”于是力排众议，督军直扑大岘山。
战局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刘裕的判断。慕容超果然自负于己方骑兵的优势，企图放晋军过山，在平原上以骑兵决战，一举歼灭对手。他主动放弃了凭险固守的最佳策略，将“天险”拱手相让。当刘裕率军兵不血刃地越过穆陵关时，他激动地指着身后山隘说：“我军已过险关，士卒有必死之志，粮草无匮乏之忧，此战必胜！”
越过天险后，晋军迅速进逼临朐。慕容超调动全部主力，包括其引以为傲的重装骑兵前来迎战。平原之上，正是骑兵发挥威力的战场。刘裕早有准备，他命令部队将辎重车环绕在外，步兵持长矛居于车后，形成坚固的移动车阵，并在阵中埋伏了强弓硬弩。南燕骑兵多次冲击，皆被车阵所阻，伤亡惨重。晋军则稳扎稳打，逐步推进。
与此同时，刘裕派出一支奇兵，迂回偷袭兵力空虚的临朐城，并散布城池已破的谣言。南燕军心大乱，慕容超仓皇撤退，晋军乘势大举进攻，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慕容超败退至都城广固，据城死守。广固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刘裕并未急于强攻，而是采取了“久围待疲”的策略。他筑起长围，挖通堑壕，将广固变为一座孤城。同时，他大力开展政治攻心：优待降卒，允许百姓出入耕种，并利用投降的南燕大臣、张纲等人制造攻城器械，瓦解守军意志。围城期间，北方后秦曾遣使威胁刘裕退兵，刘裕一句“克燕之后，当取关洛”的豪言，吓得使者不敢多言，充分展现了其统一北方的雄心。
至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二月初五，被围困达八个月之久的广固城内，已是粮尽援绝，人心崩溃。刘裕下令发起总攻。晋军从多个方向猛攻，守军顷刻瓦解，开城投降。慕容超率数十骑突围被擒，后被押送至建康处斩。立国仅十二年的南燕，至此灭亡。
刘裕灭南燕，其意义远超一次简单的领土扩张。首先，它收复了自“永嘉之乱”后沦陷近百年的山东大片故土，极大地鼓舞了东晋军民士气，证明了北伐收复中原的可能性。其次，此战缴获了大量物资和人口，显著增强了刘裕的个人实力和政治威望，为其日后代晋建宋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这次胜利打击了北方割据势力，是走向北方统一的重要一步。刘裕在战前对对手心理的精准揣摩，战中灵活运用车阵克制骑兵、围城与攻心结合的战术，战后妥善安抚新附之地的策略，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综合性战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