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清朝名妓的模样，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影视剧里的形象。但真实的历史往往比想象更有趣。故宫博物院至今珍藏着五幅老照片，上面标注着“状元”、“榜眼”等字样，照片中的年轻女子衣着时尚、仪态端庄，放到今天来看，颇有几分明星气质。她们既不是皇室格格，也不是官宦闺秀，而是清末上海《游戏报》评选出的“艳榜”名妓。这些泛黄的老照片，恰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晚清世态风俗的窗口。
所谓“花榜”，说白了就是在风尘女子中搞选美比赛。这种玩法早在宋代就已出现，但真正将其公开化、体制化的，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游戏报》主笔李伯元。他将花榜评选搬上报纸，陆续推出“艳榜三科”——花榜、武榜和叶榜，一时间成为沪上热议话题。
李伯元是江苏常州人，光绪二十三年在上海创办《游戏报》，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文艺小报，办报宗旨是“假游戏之说，以隐喻劝惩”。由于该报大量报道青楼消息，几乎成了花界专业媒体，李伯元也因此收获了“风月总持”、“骚坛盟主”、“花界提调”等雅号。
评选规则相当“民主”——仿照西方选举办法，以“荐函”数量决定胜负。流程分三步：征求荐函、统计选票、公布结果。荐函就是推荐信，内容包括被推荐者的姓名住址、身材容貌、品行举止以及推荐理由，全部原封不动刊登在报纸上，每天都能吸引大量读者围观。首届花榜在七月初七“女儿节”揭晓，状元、榜眼、探花三人全被“姑苏人”包揽，二甲三十人、三甲一百零七人，阵容堪称庞大。
晚清上海滩灯红酒绿，风尘女子因来历、籍贯、身份不同，分为多个种类和等级。大致有书寓、长三、么二，以及最下层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咸水妹、淌白、拆白党等。花榜评选的对象，主要是“书寓”、“长三”这类高级妓女。中榜者虽然没有官做、没有奖品，但开榜时名字后面注明住所和评语，寻芳客可以“按图索骥”，名次靠前的自然生意兴隆。
《游戏报》的花榜相当于科举中的“文榜”。之后李伯元又套用武科举之名开设“武榜”，又称“艺榜”，不比武功，而是在艺伎中评选技艺出众者。接着又别出心裁推出“叶榜”，以高级妓女的侍女为评选对象——花是妓女，叶是侍女，好花还需绿叶配。武榜、叶榜均沿花榜之例，分为三甲。
李伯元主持评选的艳榜人物照片，怎么会出现在故宫？在没有确切史料的情况下，有几种可能的推测。
其一，朝廷关注李伯元其人。他支持戊戌变法，与梁启超等维新党人往来密切，时常放言无忌，甚至有过激言辞直指慈禧太后。他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集中描写官场腐败黑暗，堪称清末官僚百丑图。他的活动引起朝廷关注，相关材料被搜集，照片由此进入宫中收藏。
其二，妓女引领时尚潮流。上海是开埠最早的城市，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妓女身份特殊，容易突破成规束缚，成为新事物的早期接受者和推广者，尤其在服饰穿着和行为举止上引领风气。出于欣赏时尚或“整肃风化”的目的，这些照片也可能进入宫中。
其三，满足宫廷娱乐需求。清末上海是东方娱乐中心，名妓和名伶都具有社会明星地位。慈禧太后欣赏的谭鑫培、朱素云等名角经常赴沪演出，宫中收藏有大量剧照，同时搜集少量名妓照片也在情理之中。
清朝晚期以前，北京虽然也有明暗妓院，但上层社会禁止狎妓，几乎没有像样的青楼。咸丰以后风气大变，胭脂胡同、石头胡同一带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日午后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光绪戊戌、己亥年间，上海妓女开始进京设立“书寓”，名妓赛金花就是早期淘金者之一。庚子后京师创设警察，规定内城妓院一律迁到外城，给照收税，准许公开营业。京师妓馆大体分三等：小班、茶室、下处，一等小班和二等茶室多集中在前门外八条胡同，故有“八大胡同”之称。
花榜之风也波及京城。《清稗类钞》记载，京朝士大夫醉心科举，评花也以状元、榜眼、探花等名词排定甲乙，谓之花榜。光绪二十五年，《游戏报》曾刊登《状元行贿》新闻，报道京师花榜状元小平果向主办者行贿数百两。到了1913年，北京《民主报》为八大胡同花界举办选秀，这是民国成立后首次妓女选举。为凸显民国新风，胜出者不再称状元、榜眼、探花，而是仿照西方教育制度改称“博士、学士”，分别赠以徽章作证书，但评选标准仍沿袭才、情、色、艺四科。1919年某次花选的才、艺、色三科“博士”分别是花君、张金凤、李金翠。
故宫收藏的五幅妓女照片，身份无疑属于不同年份的艳榜名妓。结合现存史料，可以做一些简要考察。
“戊戌春榜状元”林绛雪，在现存《游戏报》资料中记述较多。她是光绪二十四年花榜状元，也是次年春季花选第二名“牡丹”。戊戌年七月第二次开花榜时，状元林绛雪、榜眼花丽娟、探花沈二宝、传胪谢倩云名列前茅。从这次花榜开始还随报附送照片，报纸与相馆合作将名花小照每人拍印一万张，定期贴于报纸附送。后因报纸太多黏贴不及，索性要求读者另掏腰包购买。这些名妓照片的大量复制，使她们被视为社会明星而受到追捧。从照片上看，林绛雪长得并不算美，目光也略显呆滞，但有评论说她品行“平正通达”——可见艳榜并非完全出于猎艳，人品也是考量因素。
“戊戌榜眼”李媛媛，在己亥蕊宫花选中夺得第八“桂花”。照片标注她为戊戌榜眼，但戊戌花榜一甲三人是林绛雪、花丽娟和沈二宝，因此推测此人很可能是戊戌武榜的榜眼。清末明信片中有一幅她的《白水滩》剧照，可作为曾登武榜的旁证。
“庚子夏榜状元”小顾兰荪，光绪庚子年《游戏报》曾在上海、杭州开过两次花榜，此人可能为其中一次的头魁。庚子年花选材料汇集成《庚子蕊宫花选》一书，小顾兰荪名列第四，夺得“梨花”。
“庚子曲榜状元”小林宝珠，现存《游戏报》资料尚未找到此人之名，但《清稗类钞》中有《小林宝珠之荣哀》一节可略见身世：她是沪上名妓，相貌不甚出众，以歌取胜，客人趋之若鹜，侍酒之局日以百计，每至即歌，歌罢即去。光绪壬寅年夏染时疫暴亡，临危时还高歌《目莲救母》一折。以歌取胜当然有机会荣登武榜，照片标注“庚子曲榜状元”，可知武榜又称“曲榜”。
还有一幅二人合影，右立者为沈丽娟，左坐者为“劫余花榜状元”花兰芳。《游戏报》曾刊登《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可以推断庚子年曾为南渡避难的天津妓女举行花榜花选，“劫余花榜”头魁就是花兰芳。
妓女作为游离于社会大众的特殊群体，生活方式不同于一般民众。尤其是部分高级妓女，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作“有闲”阶层，读书看报也是日常消遣之一。故宫收藏的一幅女子读报照片，无论神态、坐姿、发式、衣着还是布景陈设，都与妓女形象相似。仔细观察她手中的报纸，可以辨认出“群强报”字样。《群强报》创办于民国元年，1936年停刊，据此推断这名女子很可能是民国早期京城高级妓女。照片的拍摄目的，不排除报纸利用“明星效应”为自己做广告宣传。
从清末到民国，从上海到北京，花榜评选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娱乐心理和商业逻辑的变迁。那些泛黄照片里的面孔，有人凭人品夺魁，有人以歌艺取胜，有人靠时尚引领潮流——她们的故事远比“名妓”二字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