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咸丰皇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病逝，年仅六岁的皇长子载淳继位，是为同治帝。这一突发事件在清廷内部引发了剧烈的权力震荡。咸丰临终前设立了以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同时授予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御赏”与“同道堂”印章，试图形成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然而，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就被打破。
八大臣秉持祖制，坚决反对太后干预朝政，主张一切政务由辅政大臣处理。而慈禧太后——当时的懿贵妃，作为皇帝生母，对权力有着强烈的渴望。她敏锐地察觉到，若不主动出击，自己和幼帝很可能沦为权臣的傀儡。与此同时，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因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而心怀不满，这为后来的政治联盟埋下了伏笔。
慈禧首先成功说服了性格较为温和的慈安太后，形成了“两宫同盟”。随后，她通过秘密渠道与在京的恭亲王奕訢取得联系。奕訢以奔丧为名，冒险前往热河，与两宫太后密谋政变细节。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社会情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咸丰帝却逃往热河，民间对此多有不满。他们将妥协逃亡的责任巧妙地引向八大臣，从而在舆论上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政变的关键在于时间与地点的掌控。两宫太后以皇帝年幼、需尽早回京举行登基大典为由，坚持提前返京。在回京途中，她们带着小皇帝抄近路先行，而让八大臣护送咸丰灵柩缓慢后行。这四天的时间差成为了政变成功的决定性因素。1861年11月2日，两宫太后与奕訢在北京突然发动政变，以“专擅跋扈”等罪名将八大臣逮捕。
肃顺被斩于菜市口，载垣、端华被赐自尽，其余五大臣被革职流放。随后，两宫太后宣布“垂帘听政”，恭亲王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并掌管军机处与总理衙门。这场政变不仅清除了政治对手，更彻底改变了清朝的权力运行机制，为慈禧太后此后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辛酉政变是晚清政治史上的关键转折。从积极方面看，政变后清廷中枢出现了奕訢、文祥等相对开明的大臣，一度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开展。然而，政变也标志着清朝最高权力进一步向个人集中。慈禧太后在巩固权力后，其统治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为维护统治而推行某些改革，另一方面又因害怕失去权力而压制维新变法，并在外交上屡屡妥协。这种矛盾性深刻影响了晚清应对内外挑战的能力，加速了王朝的衰落进程。
政变的成功并非偶然，它反映了晚清政治结构的深层次问题。八大臣虽有权势，但缺乏足够的军事支撑和广泛的政治联盟；而慈禧太后则巧妙利用了太后身份的合法性、恭亲王的政治资源以及朝野对权臣的不满情绪。此外，当时清廷面临的财政危机、地方督抚势力的崛起等宏观背景，也为中央权力的重新洗牌提供了条件。这场政变揭示了一个王朝晚期，当制度性权威衰落时，权力斗争往往以非常规的形式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