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四月至八月，在今日青海共和县西南的切吉平原（一说布哈河畔），一场决定西域格局的战役——大非川之战，以唐军的惨败告终。此役不仅是唐初对外扩张遭遇的最大挫折，更彻底改变了中亚的权力版图，使吐蕃一跃成为与大唐帝国分庭抗礼的西部霸主。
大非川地处青海湖南部，平均海拔约四千米，东接碛石军，西连伏罗川，东北通赤岭，西北达伏俟城，南扼乌海与河口。这片看似荒凉的高原，实为连接唐朝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与吐蕃腹地的战略锁钥。唐军若能控制此地，便可屏障西域，威慑逻些（今拉萨）；反之，吐蕃则能长驱直入，威胁河西走廊。文成公主当年入藏，正是取道于此，其地理重要性可见一斑。
战前，唐高宗任命名将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以“护送吐谷浑王归国”为名，行“围魏救赵”之实，意图直捣吐蕃心脏。薛仁贵制定了精妙的战术：亲率精锐轻骑疾进，速取乌海要地；副将郭待封则率辎重部队于大非岭凭险固守，建立前线基地。初期战事顺利，薛仁贵部在河口击溃吐蕃军，一度掌握主动权。
然而，战役的转折点恰恰源于内部。郭待封出身将门，不甘屈居薛仁贵之下，竟违抗军令，擅自携带辎重缓慢前行，企图独揽战功。此举使唐军粮草与重装备暴露于高原荒野，被吐蕃名将论钦陵抓住战机，以二十万大军（史载“益兵四十万”或有夸大）截击郭部，尽焚粮秣。失去后勤的薛仁贵部顿成孤军，被迫退守大非川，最终在吐蕃主力合围下惨败。
一、地理与生理的双重桎梏
唐军主力多来自关中、河东，骤然进入四千米高海拔地区，普遍产生高原反应。薛仁贵为求速胜推行“轻锐倍道”，士兵缺乏适应时间，体力与战斗力急剧下降。反观吐蕃军队，世代生于高原，完全适应缺氧环境，此消彼长之下，唐军在地利上已先失一着。
二、将帅失和的系统性风险
郭待封的违命并非偶然。唐代行军总管与副将常分属不同政治派系，彼此制衡却易生内耗。此役中，薛仁贵出身寒门凭军功晋升，郭待封则为开国名将郭孝恪之后，阶级矛盾与个人意气交织，最终酿成灾难性后果。这暴露了唐初军事体系中“人和”环节的脆弱性。
三、吐蕃的“不对称战术”智慧
论钦陵作为吐蕃史上最杰出的统帅之一，深谙“避实击虚”之道。他始终避免与唐军精锐正面决战，而是利用骑兵机动性袭扰粮道，待唐军疲敝再集中优势兵力围歼。这种游击与歼灭相结合的战法，在高原环境下显得尤为致命。
大非川之败使唐朝彻底丧失青海吐谷浑故地，安西四镇被迫暂时放弃。吐蕃则借此战确立霸权，其后百年间与唐王朝反复争夺西域，甚至一度攻陷长安。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吐蕃控制青海后，切断了唐朝经青海通往中亚的“吐谷浑道”，迫使丝绸之路北移回鹘道，间接影响了中古时期的欧亚贸易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虽胜亦付出巨大代价。长期战争消耗使其无力彻底吞并西域，最终与唐达成“长庆会盟”，形成战略均势。而唐军在此战后深刻反思，逐步建立更完善的高原作战体系，在后来与吐蕃的较量中渐趋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