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秋，刘备晋位汉中王后，授予关羽前将军之职并假节钺。随即关羽挥师北上，发动了对曹仁驻守的樊城攻势，这场历时四月余的战役，最终以关羽败亡、荆州易主告终。战役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关羽势如破竹，中期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后期却因东吴偷袭而腹背受敌。
当关羽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之时，曹操集团一度陷入恐慌，甚至考虑迁都以避锋芒。此时司马懿与蒋济提出关键建议：联合孙权袭取荆州后方。这一战略构想被曹操采纳，成为整场战役的转折点。孙权派遣吕蒙实施“白衣渡江”计划，彻底改变了战局走向。
后世常探讨关羽应在何时撤军方能保全荆州。有人认为当曹操将孙权密信射入关羽大营时已为时过晚；也有人主张徐晃援军击退关羽之时便是最后时机。但深入分析可知，这两个时间点东吴均已开始军事部署，关羽部队从襄樊前线回援江陵需两日行程，骑兵急行军也需昼夜兼程，以疲惫之师迎战以逸待劳的东吴精锐，胜算渺茫。
从战略后勤角度分析，真正的转机出现在关羽将于禁三万降卒押送江陵之后。此时荆州后方出现两大变化：一是粮草供应骤然紧张，三万降卒的消耗远超预期；二是防御力量被分散。古代军事家早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训诫，后勤体系的动摇往往预示前线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孙权尚未与曹操正式联盟。根据《三国志》记载，吕蒙曾向孙权进言：“羽讨樊而多留备兵，必恐蒙图其后故也。”这说明关羽在出征时已在荆州留有重兵防备，东吴无机可乘。若关羽此时果断回师，依托江陵、公安的城防体系，完全能够稳住局势。
纵观中国古代战争史，后勤保障往往决定战役成败。楚汉相争时萧何经营关中、诸葛亮北伐设立木牛流马，皆体现后勤的重要性。关羽的困境在于：前线攻坚不下，后方突发变故，两线难以兼顾。这与后世诸葛亮数次因粮尽退兵的策略形成鲜明对比——及时止损有时比盲目进取更为明智。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北据汉沔、利尽南海，实为兵家必争之地。但这也决定了其四面受敌的战略劣势。守荆州者必须同时防范北方曹魏与东方孙吴，任何单向防御都会留下破绽。关羽北伐时对东吴的防范本已周密，却低估了曹孙临时结盟的可能性。
优秀的军事统帅需在攻守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当关羽水淹七军后，其实已取得阶段性胜利：曹魏在中原的威望受损，刘备集团声势达到顶峰。此时若转为巩固战果、加强防御，或许能迫使曹操在不利条件下议和。但历史没有如果，关羽选择继续强攻樊城，最终陷入两线作战的绝境。
现代战略研究显示，任何扩张都存在“临界点”，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引发系统反制。关羽的北伐正触及了曹孙两家的共同底线，促使他们暂时放下恩怨联合应对。这种地缘政治的反应模式，在后世国际关系中仍不断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