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79年盛夏，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伐，却在幽州城外的高梁河遭遇惨败。这场失利不仅让宋军精锐受损，更让大宋北疆门户洞开。仅仅两个月后，辽国铁骑便卷土重来。燕王韩匡嗣与名将耶律休格率领数万大军，分东西两路南下，兵锋直指河北重镇镇州。九月底，辽军主力集结于满城以西，战云笼罩整个河北平原。
战败归来的赵光义并未慌乱。他深知辽军必将南犯，提前进行了周密部署：任命河阳节度使崔彦进驻守关南，刘廷翰、李汉琼戍卫镇州，崔翰坐镇定州并节制诸军。这套防御体系看似完善，但皇帝却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将自己绘制的“阵图”赐予前线将领，要求他们必须按图布阵。这种远离战场千里之外的微操，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埋下了隐患。
当辽军压境时，刘廷翰已在徐河列阵。按照太宗诏令，宋军应布设复杂的“八阵”。但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观察敌情后，发现辽军气势正盛，分散的八阵极易被各个击破。他与监军李继隆冒着违抗圣旨的风险，力主变阵。最终主将采纳建议，将八阵改为前后呼应的两阵，集中优势兵力应对强敌。这一关键决策，成为战役胜负的重要转折点。
变阵完成后，宋军施展了精妙的战术组合。先派使者向辽营诈降，燕王韩匡嗣信以为真，放松戒备。唯有耶律休格识破此计，苦劝主帅严阵以待，却未被采纳。与此同时，崔彦进率部悄然迂回至辽军侧后，与正面主力形成夹击之势。当辽军沉浸在受降的幻想中时，宋军突然从三个方向发起猛攻，将其彻底装入精心设计的“口袋阵”。
遭遇突袭的辽军阵脚大乱，韩匡嗣仓皇西逃，又在长城口遭遇崔彦进的伏击。宋军乘胜追击，斩杀敌军万余，缴获战马千匹。若非耶律休格收拢残部且战且退，辽军损失将更为惨重。西路辽军闻败讯后，不战而退。这场战役以宋军完胜告终，暂时遏制了辽国南侵的锋芒。
满城之战不仅是军事较量，更是政治智慧的体现。宋太宗在选将上颇费心机：他任命资历较浅的刘廷翰为总指挥，平衡了崔彦进、李汉琼等宿将的影响力。这种制衡术虽确保了皇权控制，却也暴露出对武将的猜忌。而辽国此次南征，真实意图并非攻城略地，更多是试探宋军虚实、掠夺边境资源，并为高梁河之战雪耻。
这场战役留给后世诸多启示：统一指挥体系的重要性在宋军各部协同中充分体现；将领的临场应变能力往往比僵化的阵图更有价值；情报与诈术的运用可以改变力量对比。满城之战后，宋辽边境获得了短暂安宁，但两国间的战略对峙才刚刚开始。此战展现的防御作战思想，对后世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