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期的历史画卷中，卢杞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复杂人物。他出身名门望族范阳卢氏，祖父是玄宗朝名相卢怀慎，却最终在史书中留下了“唐代著名奸相”的评语。这位活跃于唐德宗建中年间的政治人物，究竟如何凭借权术登上相位，又为何在短短数年间将国家经济推向崩溃边缘？
卢杞的仕途起步颇为顺利，初任清道率府兵曹，后凭借家族背景与个人能力，历任鸿胪寺丞、殿中侍御史等职，外放忠州、虢州刺史期间已显露出治理才能。建中二年（781年），他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被擢升为御史大夫、京畿观察使，不久便拜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正式进入权力核心。这一晋升速度在当时极为罕见，也预示着他与唐德宗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
卢杞执掌朝政期间，最令人诟病的是其排除异己的政治手段。宰相杨炎、张镒，御史大夫严郢，乃至书法大家颜真卿等一批能臣干吏，都先后遭到他的陷害与排挤。与此同时，他大力提拔关播、于颀、赵赞等亲信，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权力集团。这种党同伐异的做法，严重破坏了朝廷的政治生态，使得许多有识之士不敢直言进谏，朝政逐渐被少数人把持。
为应对藩镇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卢杞推行了一系列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最终演变为唐朝中期最严重的经济灾难之一。
首先推行的“借商钱”政策，强制规定商人资产超过千万钱的部分必须上缴充作军费。这一政策表面上是向富商征税，实际执行中却演变为对商人群体的系统性掠夺。许多商人根本没有如此多的流动资金，被迫变卖田产、宅邸甚至奴婢，更有甚者因无法凑足款项而选择自杀。长安城内商铺纷纷倒闭，市场交易几近停滞。
随后推出的“间架税”和“除陌税”更是雪上加霜。间架税按房屋质量与数量征税，上等房屋每间需缴纳二千钱；除陌税则将原本千分之二十的交易税提高到千分之七十。这两项税收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间架税的罚金高达五十贯，相当于普通家庭房产价值的四分之一；除陌税的高税率则直接抑制了商业活动。更糟糕的是，征税过程中官吏大肆舞弊，实际进入国库的税收不及预期的一半，大部分落入私囊。
这些经济政策的叠加效应是灾难性的。普通百姓的赋税负担急剧加重，商人阶层遭到毁灭性打击，连官员和旧臣的免税特权也被忽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情绪迅速积聚，最终在建中四年（783年）的泾源兵变中爆发。叛军攻入长安时，竟以“不税汝间架、除陌”为口号争取民心，可见卢杞政策引发的民怨之深。
兵变后，卢杞被贬为新州司马，虽曾短暂遇赦，但终因朝臣反对而改任澧州别驾，于贞元元年（785年）在澧州去世。他的政治生命与经济政策一同画上了句号，留给唐朝的却是一个财政枯竭、民生凋敝的烂摊子。
在正史记载之外，民间传说与笔记小说中的卢杞形象更加丰富多元，展现出这位权相不为人知的一面。
早年未发迹时，卢杞曾与穷书生冯盛相遇。当他嘲笑对方囊中仅有一块墨锭时，冯盛反从他的行囊中搜出二三百张拜谒高官用的名刺，讥其为“名利奴”。这一轶事或许暗示了卢杞早年对权力的渴望与钻营。
在虢州刺史任上，卢杞处理官府养猪扰民一事时，没有简单地将问题转移至邻州，而是建议将猪宰杀分给贫民。这一举动得到唐德宗赞赏，认为他“能为其他州分忧”，显示出他早期确实具备一定的治理能力与大局观。
最耐人寻味的是他与郭子仪的交往。当卢杞拜访病中的郭子仪时，这位历经数朝的老将竟屏退所有侍妾，独自接待。事后郭子仪解释：“卢杞相貌丑陋而心底险恶，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吾族无遗类矣。”这则轶事不仅反映了卢杞的外貌特征，更揭示了当时高层对其性格的深刻认识。
关于卢杞与颜真卿的恩怨，野史记载更为生动。当卢杞暗示颜真卿外放时，颜真卿当面提起曾为其父卢奕收敛遗骸的旧事，质问“相公忍不相容乎？”卢杞虽表面惊拜，心中却埋下杀机，最终借李希烈叛乱之机，将年过七旬的颜真卿派往敌营，导致这位书法大家惨遭杀害。
唐代笔记《逸史》中记载了一则关于卢杞的神异故事：年轻时，卢杞曾遇仙女太阴夫人，获赠仙药，并面临三个选择——永生为仙、长生为地仙或成为人间宰相。传说中卢杞最终选择了人间宰相之位。这则故事虽属虚构，却反映了时人对卢杞权力欲望的理解：即使面对成仙的诱惑，他仍执着于人间权位。
从历史角度看，卢杞的悲剧在于将个人权欲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的经济政策虽意在解决财政危机，却因设计粗糙、执行粗暴而适得其反；他的政治手段虽巩固了一时权位，却瓦解了朝廷的治理基础。作为唐朝由盛转衰时期的关键人物，卢杞的故事提醒后人：急功近利的改革可能比保守停滞更具破坏性，而失去制衡的权力终将反噬其持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