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初年的文坛上，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十三岁便敢提剑追砍强盗，入仕后曾烹杀恶仆、强娶官女，甚至被传有生食人肝的骇人癖好。与此同时，他又是宋代古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力主复兴韩柳文风，以对抗当时的浮华骈俪。这个人，就是柳开。他的一生，是狂放不羁的侠客、铁腕冷酷的官僚与执着复古的文士的奇异结合体，其传奇轶事远比他的文学作品更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柳开，原名肩愈，字绍先，后改名开，字仲涂，自号东郊野夫，河东解县人。他的胆识在少年时期便已显露无遗。据载，后周时期，柳开随父居住在南乐。一日深夜，盗贼闯入宅院，举家惊惶之际，年仅十三岁的柳开竟拔剑挺身而出，追击盗贼，并一剑斩下其两趾。这份远超年龄的勇武与果决，似乎预示了他日后行事那不拘常理、甚至有些暴烈的风格。
这种“侠客”气质贯穿了他的一生。在前往京城应举的途中，他夜宿驿馆，闻女子悲泣。得知是前任县令之女被家中恶仆胁迫强娶后，柳开设计召来恶仆，于夜间拔匕首将其刺杀，并投入锅中烹煮。次日，他竟泰然邀请县令共宴，席间笑言所食即为恶仆之肉。此事虽显其嫉恶如仇、手段狠辣，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心中自有一套超越世俗律法的“正义”准则。
柳开于开宝六年进士及第，历经宋太宗、真宗两朝，官至如京使，曾知润州、全州、桂州、代州等多地，世称“柳如京”。在仕途上，他并非一帆风顺，但其特立独行的作风始终未变。例如在润州任上，他见钱氏宗女画像貌美，便直接上门求娶，在对方父亲未同意的情况下，强行以最快速度完成六礼，堪称“豪夺”。此事闹到宋真宗面前，皇帝竟笑称柳开为“豪杰之士”，并自愿做媒，足见其行事虽狂，却自有令人侧目甚至欣赏之处。
然而，柳开在历史上更重要的定位，在于文学。宋初文坛承袭晚唐五代余绪，盛行骈俪华靡的“西昆体”。柳开对此深恶痛绝，他高举复古大旗，以继承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传统为己任，主张“明道”、“致用”，反对空洞浮艳的文风。他改名“开”（开拓）、字“仲涂”（取“涂辙”之意，意为开辟道路），自号“补亡先生”，都明确表达了他欲开一代文风之先的雄心。尽管他的散文创作本身被后世认为有“枯涩”之病，但其首倡之功不可没。范仲淹后来评价道：“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将其视为北宋古文运动的发轫者。
柳开的性格中充满了矛盾与张力，这在他的诸多轶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对同道中人同样严苛。当学者胡旦将自己模仿《春秋》所著的《汉春秋编年》拿给他看时，柳开勃然大怒，斥其为“乱纲常”的“名教罪人”，甚至提剑追砍，吓得胡旦狼狈而逃。这展现了他对心中“圣道”近乎偏执的维护。
另一方面，他也有羞惭狼狈之时。他的好友、隐士潘阆不满其总是自负胆气，便设计在驿馆中假扮鬼神吓唬他。黑夜之中，柳开竟信以为真，对着扮鬼的潘阆叩头求饶，泣诉自己尚有皇命未完成、家事未安排，请求宽恕。直到潘阆忍不住笑出声，他才发现被戏弄，羞愤不已，次日便匆匆离去。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位以胆气自诩的豪杰，也有常人的恐惧与脆弱。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是关于他“嗜脍人肝”的传闻。笔记小说中称，他在全州任上，常将捕获的造反者当众活取肝脏，切片生吃；调任后，仍派人去刑场取死囚肝脏食用。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已不可考，或许有夸张演绎的成分，但它与柳开其他狠辣事迹（如烹仆）一起，共同塑造了一个超越常人道德理解范围的复杂形象——他既是文化的倡导者，也可能是一个在某些方面极其残酷的统治者。
后世对柳开的评价，多集中于其文学史地位。《宋史》指出：“国初，杨亿、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柳开、穆修志欲变古而力弗逮。”认为他和穆修是变革文风的先行者，但力量尚嫌不足，直到欧阳修出现，古文运动才真正成功。邵伯温也将其列为北宋古文的开倡者之一。这些评价都肯定了他作为文坛革新先驱的角色。
然而，对于其为人与行事，历史则保持了沉默或仅作轶事记录。他的狂放、狠戾、不羁，与文人士大夫温文尔雅的传统形象相去甚远。或许，正是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柳开成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标本。他不是一个完美的道德典范，甚至不是一个成功的文学集大成者，但他以极具个人色彩的方式，在宋初的文坛与官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历史的推动力有时恰恰来自那些难以用简单标准衡量的、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灵魂。
柳开的人生，如同一柄双刃剑。一面斩向陈腐文风，为宋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劈开荆棘；另一面则因其个性的锋芒，留下了诸多争议与传奇。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文人”单一刻板印象的一种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