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澜壮阔的西晋历史画卷中，皇室女性的身影往往隐于幕后。然而，晋文帝司马昭之女——常山公主，却因其特殊的个人境遇和与丈夫王济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在史册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一笔。她的故事，不仅关乎个人命运，更折射出西晋初年宫廷政治与豪门士族生活的复杂面貌。
常山公主是晋文帝司马昭的女儿，晋武帝司马炎的同父姐妹。尽管史书对其生母未有记载，但其皇室血统毋庸置疑。西晋建立后，她被兄长司马炎册封为常山公主，享尽尊荣。然而，命运似乎与她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自幼双目失明，这无疑为她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讲究门第与仪容的魏晋时代，这一缺陷对其个人心境与婚姻生活的影响，可想而知。
常山公主的丈夫，是出身于顶级门阀太原王氏的王济，字武子。王济绝非寻常贵胄，史载其“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他不仅精通《易经》、《庄子》、《老子》，文采斐然，而且弓马娴熟，勇力过人，是当时公认的文武全才。他的母亲钟琰，是魏国太傅、大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才貌双全。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王济二十岁便入仕为中书郎，后历任骁骑将军、侍中等要职，深得晋武帝宠信。
王济的生活极尽奢华，是西晋贵族奢靡风尚的代表。他对于衣食住行的讲究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一次晋武帝驾临其府邸，王济用珍贵的琉璃器皿盛放菜肴，命上百名身着绫罗的婢女侍奉。席间一道蒸乳猪味道绝美，武帝询问秘诀，王济坦然答曰“以人乳饮豚”，即用人奶喂养小猪。此举连见惯世面的晋武帝都感到不适，未尽兴便离席而去，足见王济生活之豪奢不羁。
关于常山公主与王济的婚后生活，正史记载极为简略，却字字千钧：“妒忌尤甚”。公主双目失明，行动多有不便，在婚姻关系中可能处于被动与不安之中。而王济风采卓绝，位高权重，身边自然不乏倾慕者。他纳有妾室，并育有二子，即王卓与王聿。公主本人终身未有嫡出子嗣，这在中国古代“母以子贵”的环境中，无疑加剧了她内心的焦虑与危机感。“妒忌”二字背后，或许是一位身有残疾的皇室女性，在婚姻中努力维护自身地位与尊严的复杂心境。
太康年间，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波将这对夫妇卷入其中。当时，晋武帝与皇后杨艳所生的太子司马衷（即后来的晋惠帝）才智平庸，不堪大任，朝野上下多寄望于晋武帝的贤能弟弟齐王司马攸。武帝担忧齐王威胁太子地位，决意令其离开京师，前往封国。以王济为代表的众多朝臣极力反对，上书恳请齐王留京辅政，均遭武帝拒绝。
情急之下，王济想到了利用妻子的皇室身份。他联合另一位驸马甄德，敦促各自的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晋武帝同母姐）入宫，向武帝哭诉求情，试图以亲情打动皇帝。然而，这种内外结合施压的方式彻底激怒了晋武帝。他愤怒地对侍中王戎表示，这是他的家事，王济等人竟让妇人入宫哭闹，实属大不敬。最终，齐王司马攸悲愤离京，不久呕血而亡。王济则因“忤旨”被贬为国子祭酒，多年后才得以复职。这次政治冒险的失败，不仅影响了王济的仕途，也可能进一步影响了公主夫妇的关系。
政治失意后，王济一度被排挤出朝，移居北邙山下，但其奢侈本性未改，甚至用钱币铺地，构筑被称为“金沟”的跑马道，轰动一时。晋惠帝即位后，王济再度起用为太仆，直至四十六岁去世，获赠骠骑将军。他的葬礼上发生了戏剧性一幕：好友名士孙楚在灵前学驴叫以作悼念，成为“驴鸣悼友”的千古轶事，也从侧面印证了王济生前不拘礼法、任性洒脱的名士作风。
由于王济先于其父王浑去世，其爵位与遗产由庶子继承。长子王卓承袭了祖父王浑的京陵公爵位。而常山公主的爵位，则由次子王聿继承，受封为敏阳侯。这一安排，也为这段交织着皇室荣耀、个人缺陷、政治博弈与复杂情感的婚姻，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常山公主与王济的故事，远非简单的才子佳人传说。它更像是一面多棱镜，映照出西晋上流社会在权力、财富、情感与礼法之间的种种纠葛。一位失明的公主，与一位才华横溢却骄奢恣意的驸马，他们的结合是门第政治的产物，其间的相处则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矛盾与无奈。从深宫到朝堂，从奢华宴饮到政治暗斗，他们的生平共同构成了一幅了解魏晋之际历史风貌的生动切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