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7年秋，白狼山一役尘埃落定，曹操麾下铁骑大破乌桓，斩其首领蹋顿，彻底肃清了袁氏在北方最后的残余势力。当大军凯旋邺城不久，盘踞辽东的公孙康便送来了袁尚、袁熙的首级。至此，曹操已完全掌控北方八州，成为当时实力最为雄厚的诸侯。
天下十三州，曹操已得其八。放眼四海，尚未臣服的仅有荆州刘表、江东孙权、益州刘璋、汉中张鲁，以及关中凉州一带的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志在统一的曹操，下一步剑指何方？
208年正月，曹操在邺城做了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事——开凿玄武池，操练水师。这个举动明确释放出战略信号：他的目光已投向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扬州。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水军训练周期长、成本高，若非早有南征规划，绝不会做此长远准备。
同年七月，曹操趁刘表病重之机挥师南下。大军未至，刘表病逝，其子刘琮在部属劝说下举州归降。曹操兵不血刃取得荆州，随即亲率五千精骑追击南逃的刘备，在当阳长坂大破其军。
进驻江陵后，曹操经过两个月休整，于当年冬季沿江东进，意图一举扫平江东。然而在赤壁水域，曹军与周瑜率领的孙刘联军遭遇。初次交锋受挫后，曹操将战船连接，屯兵乌林。东吴将领黄盖献上火攻之计，借东南风起，以诈降为名突袭曹军水寨。一场大火，不仅焚毁了曹操的战船，更将他速取天下的雄心烧得灰飞烟灭。
赤壁惨败后，曹操的战略重心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不再执着于荆州，转而西图关中、汉中。此后四年间，曹操先后平定关中诸将、收降张鲁，将势力范围推进至益州门户。然而此时刘备已入主西川，天下三分之势已成定局。
当我们回溯这段历史，不禁要问：曹操在208年的战略选择是否恰当？为何不先取关中、汉中，再图益州，最后南下荆州？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西进确实比南下更为稳妥。当时关中地区虽有多股势力，但彼此互不统属，联盟松散。马超、韩遂等人虽勇，却缺乏统筹全局的雄才。曹操若先集中兵力西征，完全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平定关中、凉州。
取得西北后，汉中之地的张鲁政权难以独善其身。张鲁以五斗米道治民，军事力量薄弱，且与益州刘璋素有嫌隙。曹操若从关中、凉州两路并进，汉中易手只是时间问题。夺取汉中后，益州便门户洞开——后来的历史证明，刘备入川后，曹操始终未能突破秦岭防线，正说明从北向南攻取益州的艰难。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大量士人南迁。荆州作为南北要冲，聚集了诸葛亮、庞统等顶尖谋士；江东则有周瑜、鲁肃等文武全才。相比之下，益州、汉中虽也有才俊，但整体质量与数量都难以与荆扬相比。
曹操身边不是无人看出隐患。程昱曾提醒孙权可能与刘备联合，贾诩主张先安抚荆州、徐图后进。但接连的胜利让曹操产生了“传檄而定”的错觉，未能冷静评估南北人才的实力对比。
荆州地处天下之中，北接中原，南控湘桂，西通巴蜀，东连吴会，是真正的四战之地。从军事地理看，从中原南下最便捷的通道就是经南阳、襄阳进入江汉平原。控制荆州，就等于掌握了分割长江上下游的钥匙。
然而正是这种中枢地位，使得荆州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曹操轻易取得荆州，实属侥幸——若非刘表突然病逝、刘琮懦弱投降，以襄阳城防之坚固、荆州水军之精良，曹操想要突破汉水防线绝非易事。后来蒙古攻宋，在襄阳城下耗费数十年光阴，便是明证。
客观分析，赤壁之战存在多重问题：首先是时机不当。曹操八月受降，十月东进，两个月时间根本不足以消化新附的荆州。其次是季节不利。冬季用兵，北方士卒不耐水湿，疫病易发，且长江流域冬季多刮西北风，对北军船队航行反而不利。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战略目标模糊。曹操究竟是要消灭刘备残部，还是要一举击溃孙权？或是两者兼顾？这种犹豫直接导致兵力部署失当。当周瑜、刘备联军在赤壁出现时，曹军实际上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应战。
历史不能假设，但战略可以推演。曹操若采取先西后南的策略，虽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但至少可以避免赤壁惨败。取得关中、汉中后，曹操将拥有更广阔的战略纵深，可以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对江东形成高压之势。同时，益州刘璋暗弱，在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很可能不战而降。
当然，这种推演忽略了孙权、刘备的政治智慧。即便曹操先取西川，孙刘联盟依然可能形成。但至少，曹操可以避免在荆州立足未稳时，在陌生水域与擅长水战的对手决战。战争不仅是实力的比拼，更是时机的选择、策略的较量。赤壁之败，与其说是天意，不如说是人谋不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