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永昌县城南十公里处，有一个名为者来寨的村庄。这片看似寻常的西北土地之下，却埋藏着一个困扰了中外历史学界近两千年的巨大谜团。据史料记载，中国西汉元帝时期曾在此设置“骊靬城”，用以安置一批神秘的异域降人。令人费解的是，古代中国与远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并无直接战事，这批被称为“罗马降人”的群体究竟从何而来？他们的到来，是否与一支在西方史书中神秘失踪的罗马军团有着直接关联？
时间回溯到公元前53年，即中国西汉甘露元年。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克拉苏，为追求与凯撒、庞贝比肩的军功，集结了七个军团约四万五千人的兵力，悍然发动了对安息（今伊朗）的侵略战争。然而，在卡尔莱地区，这支骄横的罗马大军遭遇了安息军队的毁灭性围歼，克拉苏本人兵败被俘斩首。其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第一军团约六千余人拼死突围，杀出一条血路，自此便从历史的记载中消失无踪。
三十多年后，公元前20年，罗马与安息终于化干戈为玉帛，签订和约。罗马方面自然提出要求，希望安息遣返当年卡尔莱战役的战俘，并协助寻找普布利乌斯及其部众的下落。然而，安息方面的记录显示，这支突围的军队如同人间蒸发，并未在其境内停留。这支规模不小的罗马精锐，究竟去了哪里？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悬案。
转机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英国著名汉学家德效谦教授经过深入研究，于1947年发表了《古代中国之骊靬城》一文，首次将西方失踪的罗马军团与中国西北的骊靬城直接联系起来。他指出，中国古代将罗马帝国称为“骊靬”，后改称“大秦”。而“骊靬”作为县名出现在西汉版图上的时间，恰好是公元前20年左右，这与罗马帝国向安息索要战俘的时间点惊人吻合。德效谦认为，这绝非巧合，而是暗示了那支失踪的罗马军队可能穿越了安息，最终抵达了西汉的河西走廊。
这一石破天惊的假说，为破解谜团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学者们开始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寻找蛛丝马迹，而班固所著的《汉书·陈汤传》成为了关键性的证据。
据《汉书》记载，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率军讨伐北匈奴郅支单于。在郅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下，汉军遭遇了一支极为奇特的守军。这支军队“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其步兵百余人，在城门外摆出“夹门鱼鳞阵”进行操练。
历史学家和军事研究者一眼便看出，“以圆形盾牌连接组成鱼鳞状防御阵型”以及“修建双层木制防御工事（重木城）”，这正是古罗马军团标志性的战术和筑城技术。在当时的亚洲腹地，出现这样一支采用典型罗马战法的军队，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由此，学者们大胆推断：这很可能就是卡尔莱战役中突围、已失踪十七年的罗马第一军团残部！他们流亡至中亚，并投靠了北匈奴郅支单于。
《汉书》记载，陈汤所部汉军最终攻克重木城，并“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学者们据此拼凑出了这支罗马残部完整的东迁轨迹：普布利乌斯部在安息军队的封锁下回国无望，只得向东流亡。他们辗转穿越安息高原，从中亚进入匈奴势力范围，最终为郅支单于所收容。郅支城之战后，这批罗马降卒被胜利者陈汤带回中国。
汉元帝下诏，将这批具有特殊军事技能的降人安置在番禾县南的照面山下（今甘肃永昌县境内），并特地设立“骊靬县”进行管辖。这个名字本身就宣告了他们的来源。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这些罗马后裔在此生息繁衍，逐渐与当地的汉族、羌族等民族融合。直到公元592年，隋文帝杨坚鉴于骊靬人已完全汉化，下诏将骊靬县并入番禾县。自此，作为一个行政实体的“骊靬”走完了其612年的历史，而其子民也悄然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浩瀚血脉之中。
如今，在永昌县者来寨，仍能看到一些历史痕迹与民间传说。当地部分居民具有深目、高鼻、棕发等迥异于典型东亚人的体貌特征，被一些学者视为其先祖来自远方的佐证。当地曾建有“骊靬遗址”纪念碑，并塑有罗马风格的石柱。尽管“罗马军团后裔说”在学术界仍存在争议，一些学者从遗传学、考古学等角度提出了不同见解，但这段跨越欧亚大陆的传奇故事，无疑为丝绸之路的宏大历史叙事增添了一抹极其瑰丽而神秘的色彩。
历史的真相或许比想象更为复杂。骊靬古城之谜，不仅是关于一支军队失踪与重现的故事，更是古代世界东西方文明在战争、迁徙与融合中意外交汇的生动缩影。它提醒着我们，在张骞凿空西域的官方通道之外，还有无数个体与群体，以我们难以尽知的方式，参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