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此时距离关羽败走麦城、荆州易主仅过去一年。新帝登基后的首要决策，竟是倾举国之力东征孙权。朝堂之上，一位跟随刘备近三十年的老将却发出了截然不同的声音——赵云坚决反对伐吴，主张将矛头直指曹魏。
据《三国志·云别传》记载，赵云在朝议时明确提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他进一步分析道，曹丕虽篡汉自立，但关中地区仍存反曹势力，若蜀汉出兵占据黄河、渭水上游，关东义士必将响应。这番论述构建了“北伐优先”的战略框架：以汉室正统旗帜凝聚人心，利用曹魏政权未稳的窗口期，避免陷入与东吴的长期消耗。
刘备最终拒绝赵云建议，选择东征，背后有多重复杂考量。从地缘战略看，荆州丢失后，蜀汉被封锁在益州盆地，《隆中对》的跨有荆益战略彻底破产。此时若北伐曹魏，需穿越秦岭天险，后勤压力巨大；而东进三峡虽也艰险，但毕竟曾有控制荆南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关羽之死与荆州之失已动摇政权威信，若不作出强硬回应，恐令将士寒心、联盟离心。
赵云建议中隐含着一个关键误判——低估了曹魏的稳定性。曹丕通过九品中正制已整合士族，中原政权远比想象中稳固。反观东吴，虽取得荆州却面临内部山越问题，且与蜀汉交战需分兵防守曹魏。刘备选择先易后难本符合军事常理，诸葛亮未强力劝阻，或许正因认同此战略方向。后世常以结果论批判刘备，却忽略了当时蜀汉最现实的破局点正在荆州。
夷陵之战的惨败常被归咎于战略错误，但细究战局会发现更多战术层问题。刘备在长达数百里的战线上分散兵力，又于山林扎营犯兵家大忌，这些临阵指挥失误与“伐吴与否”的战略决策本属不同维度。值得深思的是，若当年采纳赵云建议北伐，蜀汉是否就能避免衰落？历史没有如果，但曹魏应对两面作战的能力显然强于东吴，诸葛亮后期北伐的艰难足证此路同样荆棘密布。
这场争论折射出蜀汉政权根本性的战略困境：以“兴复汉室”为政治旗帜，却困于地理与经济实力的局限。赵云代表的是理想主义路线，坚持政治正统性的最大化；刘备则更倾向现实主义，试图在政治正确与实力允许间寻找平衡点。这种矛盾贯穿蜀汉始终，直至诸葛亮“六出祁山”时，仍不得不在“攻魏”与“和吴”间艰难取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