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凉州地区豪强并起，马腾与韩遂成为关中实力最强的两股割据势力。曹操掌控朝廷后，派遣钟繇成功招抚二人，使其在官渡之战等关键战役中为曹军提供助力。然而马腾与韩遂之间矛盾不断，经钟繇调解后，年事已高的马腾最终接受建议，将兵权交给长子马超，自己携家眷前往许昌担任卫尉。这一决策看似保全了家族，实则埋下了重大隐患。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三月，曹操命令钟繇与夏侯渊在关中集结兵力，公开宣称将要讨伐汉中的张鲁。这一军事动向立即引起关中诸将的警觉——大军途经自己的防区，谁能保证不是“假途灭虢”之计？面对生死存亡的抉择，马超、韩遂联合杨秋、李堪等十部将领，集结十万兵马，决定先发制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时马腾在许昌已被控制近三年，而马超的起兵直接导致了次年马腾被夷灭三族的悲剧。
从战略层面分析，关中诸将的反叛实属被迫之举。曹操的军事部署让割据势力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彻底放弃兵权入朝，将生死完全交予曹操；要么联合自保，争取谈判筹码。马超作为西凉军的新统帅，既要维护父亲建立的基业，也要应对其他将领的共同意愿。当时关中地区经过长期战乱，西凉铁骑战斗力强悍，诸将自信有与曹操一较高下的资本，这进一步促成了联合反曹的决定。
战役初期，西凉联军展现出惊人战力。曹操亲征途中，曾在渭水遭遇马超骑兵突袭，依靠许褚拼死护卫才得以脱险，战后不禁感叹：“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这段史实反映出两个关键点：其一，马超军的战斗力确实对曹操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其二，在双方僵持阶段，曹操并未立即处决马腾，说明人质策略在军事平衡时仍具制约作用。然而当马超在渭南之战失利，退守凉州后，曹操便彻底失去了顾忌。
现代研究者常质疑马超是否不顾父亲安危。但置于当时语境，关中诸将面临的是集体生存危机。若不起兵，很可能被曹操逐步分化瓦解；而起兵抗争，至少在相持阶段能保全马腾性命——这正是政治博弈的残酷逻辑。从后续发展看，直到建安十七年五月马超败局已定，曹操才下令诛杀马腾全族，印证了“筹码价值随战局变化”的权力规则。
关中地区易守难攻的地理特性，增强了割据势力的独立性。董卓之乱后，中央政权对西北控制力减弱，地方豪强通过联姻、盟誓等方式形成复杂关系网。马超与韩遂虽曾有隙，但在外部压力下迅速结盟，正是这种地域特性的体现。此外，曹操当时正忙于平定北方、筹划南征，对关中采取的策略存在一定误判，未能充分预估诸将的反应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