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安史之乱中，发生了一件看似违背伦常却影响深远的事件：唐玄宗李隆基尚在逃亡途中，太子李亨便在灵武自行宣布即位，是为唐肃宗。这一举动，若以传统礼法视之，难免有“僭越”之嫌。然而，纵观当时情势与唐代特殊的政治传统，李亨此举非但不是简单的“谋朝篡位”，更可视为一场顺应时势、凝聚人心的王朝自救行动。
要理解李亨的行为，首先需了解唐代前期皇权更迭的特殊性。自开国以来，李氏皇族内部的权力过渡就罕有风平浪静之时。唐太宗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奠定帝业；其子辈再度上演激烈的储位之争，最终李治“意外”胜出。武则天时代，子嗣命运更是多舛。即便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本人，其皇位亦是通过两次政变（唐隆政变、先天政变）从父亲李旦和姑姑太平公主手中夺得。更有甚者，开元二十五年，李隆基曾一日之内废杀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三位皇子。
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一个残酷而现实的逻辑：在唐朝前中期，宫廷政变与非常规的权力交接，几乎是皇位继承的“常态”。这种将政治斗争高度局限于统治集团顶层的模式，客观上避免了如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那样波及全国、荼毒生灵的大规模内战。王朝的核心统治机器与社会经济，在一次次“宫廷风波”后仍能较快恢复运转，这或许也是“开元盛世”能在数次政变后依然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李亨在特殊时期的称帝举动，本身就有其深刻的历史路径依赖。
李亨得以“合理”上位，根本原因在于其父李隆基已彻底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安史之乱的爆发，本质上是李隆基晚年昏聩政治的必然恶果。他倦于朝政，宠信李林甫、杨国忠，致使纲纪败坏；为制衡朝臣而大力扶持藩将，亲手豢养了安禄山这样的军事巨兽。更致命的是，他对无数关于安禄山将反的预警充耳不闻，甚至将举报者交给安禄山处置。
叛乱爆发后，李隆基的决策更是接连失误：潼关前线，他听信谗言，诛杀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又强令病重的哥舒翰出战，导致潼关失守，长安门户洞开。随后，他并非组织抵抗，而是仓皇弃城西逃。逃亡途中发生的“马嵬驿兵变”，表面上是军士诛杀杨国忠、逼迫杨贵妃自缢，深层则是将士与民众对这位失信于天下的皇帝之集体愤怒的总爆发。此时的李隆基，在军民心中，已从“开元圣主”沦为了祸乱天下又弃之不顾的逃难者。
马嵬驿之后，李隆基执意入蜀。蜀地固然安全，但这一选择的政治信号极其危险：等于向天下宣告，皇帝已放弃中原，只求偏安一隅。这无疑是将半壁江山和千万百姓拱手让与叛军。当时，太子李亨身边的有识之士，如其子建宁王李倓、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以及众多将士百姓，都清楚地认识到，大唐若想不亡，必须有一个新的领导核心站出来，扛起平叛的大旗。
于是，出现了“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历史性场面。百姓泣谏：“若殿下与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这句话，实则是民心向背最直白的表达。李亨与玄宗分道扬镳，北上前往朔方军大本营灵武，是顺应这股强大民意的结果。抵达灵武后，在朔方军将领郭子仪、李光弼及随行大臣的拥戴下，李亨即位便水到渠成。此举迅速稳定了北方抗敌局势，为各路唐军树立了一面合法的旗帜，避免了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局面，堪称危急存亡之秋的“止损”之举。
唐肃宗李亨的灵武即位，是安史之乱战局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唐朝的抗叛斗争从玄宗时代的混乱、退缩，进入了肃宗时代的组织与反击。尽管肃宗在位期间未能彻底平定叛乱，且后期亦陷入宦官专权等新问题，但他在当时凝聚人心、重整旗杆的关键作用不容否认。这一事件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古代政治中的一个现实法则：统治者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血统与礼法，更来源于其是否承担了应有的责任，是否回应了时代的迫切需求。当父亲选择逃避时，儿子挺身而出承担国运，这或许正是李亨未被后世过多诟病为“篡位”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