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帝，其生平事迹常被后世演绎，但关于她晚年的真实境遇，却往往被一笔带过。神龙元年，一场由张柬之、敬晖等五位重臣发动的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其子李显登基，唐朝国号得以恢复。当举朝上下沉浸于李唐光复的喜悦时，一位大臣却在众人面前为被迁往上阳宫的武则天失声痛哭，随后便被贬出京城。这位与众不同的臣子，正是后来被誉为“救时宰相”的姚崇。
姚崇与武则天的渊源，始于一场边疆危机。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乱席卷河北，姚崇在应对中展现出卓越的军政才能，从而进入武则天的视野，被破格提拔为夏官侍郎。短短两年后，他更是一跃成为宰相，并兼任相王府长史。即便后来为侍奉母亲而请辞，武则天仍对其信任有加，屡次委以重任。这段长达八年的君臣共事，不仅奠定了姚崇的政治根基，更在他心中埋下了深厚的知遇之情。
张柬之等人联合发动的神龙政变，虽然成功恢复了李唐政权，但其处置方式却留下了巨大隐患。政变仅清除了张易之、张昌宗等武则天近臣，而对武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如武三思等人未作彻底清算，致使他们仍在朝中掌握实权。作为政变的知情者与参与者，姚崇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不彻底性所带来的政治风险——胜利的表象下，实则暗流涌动。
在武则天被迫迁居上阳宫的仪式上，满朝文武皆沉浸在复辟的欢庆中，唯有姚崇当众痛哭流涕。这一举动立即引来张柬之等人的质问与不满，甚至被警告可能招致祸患。然而姚崇坦然回应：“侍奉则天皇帝日久，今当辞别，悲不自胜。前日追随诸公诛逆，是尽人臣之责；今日泣别旧主，亦是尽人臣之本分。纵因此受罚，亦无所憾。”这番言辞，既表达了对旧主的忠义之情，也暗含了对时局的清醒认知。
果不其然，姚崇当日便被贬为亳州刺史，远离了长安的政治漩涡。而此后的事态发展，恰恰印证了他的担忧：武三思等人联合韦皇后，对张柬之等五王展开反扑，致使他们或遭贬谪，或被迫害致死。相反，因“哭别”事件而外放的姚崇，却得以在地方避开了这场清算，直至武氏势力被彻底铲除。这一哭，看似情感流露，实则是他在复杂政局中深思熟虑后选择的退身之道。
姚崇的这次痛哭，因此具有多重含义：它既是对一位赏识自己的君主的真挚告别，也是在政治风暴来临前主动寻求避祸的智慧之举。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忠”与“智”往往难以两全，但姚崇却通过这一行为，展现了如何在坚守臣节的同时保全自身，从而为后来的“开元盛世”保存了至关重要的治国之才。这段往事不仅反映了唐代中期政局的诡谲，也揭示了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