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汪鋐接到朝廷谕令，率领水师对盘踞于屯门与澳门的葡萄牙舰队发起进攻。此时距离永乐年间郑和舰队纵横大洋已近百年，明朝水师虽不复鼎盛之威，仍具备相当规模。交战初期，明军凭借数量优势发动攻势，然而葡军凭借坚固船舰与工事顽强抵抗。数日激战后，葡军因补给困难、水土不服等因素被迫撤离，明军虽取得战术胜利，却付出远超预期的代价。
屯门之战虽以明军控制海域告终，却暴露出明军与欧洲军队在火器领域的巨大差距。当时明朝火器主要针对北方游牧骑兵设计，面对葡萄牙装配的佛朗机炮、火绳枪及双层甲板战船时，传统火铳与虎蹲炮显得力不从心。此战中葡军利用舰炮射程优势实施机动打击，其修筑的棱堡式工事更让明军传统攻城战术屡屡受挫。这场惨胜如同警钟，促使明朝开始重新审视海外军事技术的发展。
1523年西草湾海战成为关键转折点。汲取屯门作战经验的明军，不仅改良战术队形，更将在屯门之战缴获的佛朗机炮进行仿制改良。新式火炮采用后装填设计、配备准星照门，射速达到传统火炮的三倍以上。交战中明军以改良战船搭载仿制火炮，配合火攻战术多路夹击，最终迫使葡军撤离。此战标志着明朝在接触欧洲军事技术后，开启了持续半个世纪的火器本土化革新浪潮。
这两场发生在珠江口的冲突，实则是大航海时代东西方军事体系的首次深度碰撞。葡萄牙人在战后记录中写道：“中国军队的数量如同海岸边的沙粒，他们的港口城市比里斯本宫殿更为雄伟。”尽管欧洲船舰在单兵装备上占据优势，但明朝展现的战争动员能力、资源调配体系及快速学习改良的韧性，使殖民者意识到武力征服这个东方帝国的不可行性。此后数十年间，葡萄牙转而通过澳门开展贸易，西班牙、荷兰等后续来华的欧洲势力也多选择商业合作而非军事对抗，这种战略转向深刻影响了近代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
屯门之战缴获的佛朗机炮经兵部仿制后，在嘉靖年间衍生出大小三十余种变型火炮。万历朝鲜之役时，明军车载佛朗机炮在平壤战役中压制日军铁炮队，辽东防线上的重型佛朗机更成为抵御后金骑兵的重要装备。与此同时，明朝工匠结合传统铸造工艺，开发出融合东西方特色的“迅雷铳”“掣电铳”等连发火器，这种技术融合比通常认知的“西学东渐”提早了半个多世纪。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军事改革始终保持着“以我为主”的改良逻辑，这种实用主义的技术吸收模式，在全球化初期展现了东方文明的应变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