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后期，天下格局呈现出秦齐东西对峙的局面。其中，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崛起，军事实力冠绝诸侯。此时的秦国不仅完全掌控了关中沃野，更夺取了崤函、武关等通往中原的战略要道，形成了“进可东出争霸，退可闭关自守”的有利态势。这种日益膨胀的威胁，使得东方诸国寝食难安，于是“合纵抗秦”的战略构想应运而生，一系列声势浩大的五国联军攻秦战役就此拉开序幕。
面对东方诸侯的联合围剿，秦国统治集团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们派遣张仪等纵横家穿梭列国，以“连横”之策进行反制，通过许诺土地、利益交换、制造矛盾等方式，从内部瓦解合纵联盟。战国时代的外交与军事本就紧密结合，而各国之间复杂多变的利益关系，使得任何反秦同盟都难以持久。往往联军尚未开拔，彼此猜忌的种子已然埋下，这成为合纵战略屡次失败的重要伏笔。
公元前241年（秦王政六年），战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合纵攻秦行动爆发。赵、楚、魏、韩、燕五国共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以楚国春申君黄歇为联军主帅，集结兵力西进伐秦。当联军抵达秦国东大门——函谷关时，遭遇秦军精锐的猛烈反击。诸侯联军作战不利，节节败退，最终不得不放弃攻秦，转而北上攻打秦国的盟友齐国，夺取饶安后便草草收场。这场战役标志着合纵战略的彻底失败，东方诸国再也无力组织有效抵抗，秦统一天下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纵观战国历史，规模较大的五国攻秦行动共有五次，其中三次尤为著名：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318年（秦惠文王更元七年）。魏相公孙衍发起合纵，联合魏、赵、韩、燕、楚五国，推举楚怀王为盟主。但由于楚、燕两国受秦威胁相对较小，态度消极，实际出兵的仅三晋部队。联军攻至函谷关即遭秦军击溃，同时秦国西部的义渠部落趁机偷袭，第一次合纵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发生于公元前287年（秦昭襄王二十年）。魏、赵两国主导，由李兑联络，联合五国攻秦。当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积极参与，但其真实目的是为齐国谋取宋国土地。由于各国各怀心思，联军逡巡不前。秦国采取外交手段，主动放弃“西帝”称号并归还部分占领土地，成功分化联盟，使此次合纵不了了之。
第三次则在公元前247年（秦庄襄王三年）。信陵君魏无忌凭借其崇高声望，率领魏、赵、韩、楚、燕五国联军，在河外大败秦军，乘胜追击至函谷关下，取得了合纵战争中罕见的一次胜利。但随着信陵君遭魏王猜忌被废，这次胜利的成果也未能巩固。
此外，还有两次规模相对较小的联合军事行动。整个战国时期，五国合纵攻秦共计五次，虽偶有战术胜利，却始终未能改变秦强东弱的战略格局。
五国攻秦的最终结局是彻底的失败。尽管联军曾在局部战役中获得小胜，但从未真正削弱秦国根基，更未能遏制其东扩步伐。反观合纵各国，在连年征战中不断损耗国力，土地日削，兵员锐减。而秦国则通过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等手段，将东方诸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特别是函谷关决战，秦国凭借地形优势与强大军力，不仅击溃联军，更彻底摧毁了诸侯合纵的信心。最后一次合纵的统帅赵将庞暖虽富有谋略，但无法弥补各国“心不齐、力不协”的根本缺陷。合纵失败后，六国如同一盘散沙，再也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最终被秦国各个击破，完成了统一大业。
从更深层次看，合纵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政治制度落后，改革不彻底；经济利益冲突难以调和；缺乏统一指挥和战略信任；加之秦国应对得当，利用矛盾分化瓦解。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是：没有共同利益基础和制度保障的联盟，纵使暂时联合，也终将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