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84年，燕国上将军乐毅统领五国联军，于济西之战大破齐军，随后以雷霆之势连下齐国七十二城，几乎将强齐逼入绝境。然而，当齐国仅余莒城与即墨两城负隅顽抗时，乐毅的攻势却戛然而止，围城三年而未克。这一历史谜团背后，远非单纯的军事攻防，而是一场交织着战略远见、地缘政治与个人命运的复杂棋局。
乐毅伐齐之初，采取的是经典的“闪电战”策略。这种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城略地，在极短时间内瓦解了齐国的正面防御体系，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然而，闪电战如同一把双刃剑。每攻占一城，燕军都不得不分兵驻守，以维持占领区的秩序，并安抚惊惧的齐国百姓。这使得燕国的有效进攻兵力被不断稀释。更为关键的是，随着战线从燕国本土向齐国腹地疯狂延伸，后勤补给线变得异常脆弱。燕国本非人口与资源大国，漫长的补给线成了其难以承受之重，前线军队的持续攻坚能力因此大打折扣。
战国时代的任何一场大战，从来不只是交战双方的事。乐毅伐齐的辉煌胜利，瞬间改变了整个天下的力量平衡。如果燕国真的彻底吞并齐国，其实力将空前膨胀，但这并非其他诸侯国乐见的结果。尤其是西边的秦国，其“远交近攻”的国策需要东方有互相制衡的力量。一个完整的齐国可以牵制楚、赵，若齐被燕吞，则楚、赵可能坐大，或燕国一家独大，这都不符合秦国的利益。因此，当齐国濒临灭亡时，来自其他大国的隐性干预与政治压力必然存在。燕昭王与乐毅都是深谙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明白，彻底灭齐可能会引发列强联合干预，使燕国到手的胜利果实付诸东流。保留齐国的最后火种，某种程度上是给其他大国一个“交代”，也是一种战略上的缓冲。
乐毅当时的处境极为微妙。他虽深受燕昭王信赖，被委以倾国之兵，但燕昭王年事已高。自古以来，手握重兵、功勋卓著的外姓将领，在新君即位之际往往处境危险。乐毅不可能不思考伐齐之后自己的命运。若一鼓作气强攻下最后两城，成就灭国之功，这份不赏之功将把他推向“功高震主”的险境。而当时坚守即墨的，是同样杰出的齐国名将田单，攻坚战注定惨烈且胜负难料。与其冒着巨大伤亡强攻，不如围而不打，一方面消化已占领的广袤土地，另一方面也可向燕王展示自己并无拥兵自重的野心。这种“犹豫”或“停滞”，或许正是这位杰出战略家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一种精明自保与对时局的耐心等待。
许多人低估了莒城与即墨的防御能力。在齐国的“五都”制度下，这不仅仅是两座城池，而是齐国最核心的五大军事与行政中心之一。所谓“五都”，是指临淄、平陆、阿、即墨、莒，每一“都”都相当于一个高度自给的军事经济特区，拥有独立的兵源、粮草储备和行政体系。即墨和莒城作为五都之二，集结了齐国剩余最精锐的力量和最丰厚的战争资源。它们城防坚固，民心在亡国危机的刺激下空前凝聚，具备了长期坚守的雄厚资本。乐毅面对的，是两块啃不动的硬骨头，是齐国最后、也是最强的国家脊梁。
综上所述，乐毅未能攻克莒、即墨，并非其军事才能不足，而是因为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军事问题已经让位于更复杂的政治、战略与后勤问题。这是一场目标从“灭国”向“最大限度地削弱齐国、壮大燕国”的悄然转变。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燕昭王去世后，即位的燕惠王中反间计，猜忌并撤换乐毅，田单随即用火牛阵大破燕军，成功复国。乐毅的“久攻不下”，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洞察了时局极限的清醒，也是那位老迈的燕昭王与杰出的军事家之间，一种无需言明的战略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