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其执政手腕与政治智慧毋庸置疑。然而，在其统治晚期，“武周”取代“李唐”的国号变更、对武氏外戚的重用，以及对接班人选的摇摆，都在朝野间埋下了深刻的不安。尤其当张昌宗、张易之兄弟凭借女皇宠幸干预朝政、专权跋扈时，李唐旧臣与李氏宗亲的危机感达到了顶峰。尽管武则天曾将儿子李显重新立为太子，释放出还政于唐的信号，但二张的乱政与女皇晚年对朝务的疏离，最终促使一场改变历史走向的政变悄然酝酿。
公元705年，以张柬之、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崔玄暐为核心的朝臣集团，联合太子李显，发动了著名的“神龙政变”。他们率兵入宫，率先诛除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继而迫使武则天退位，成功复辟李唐江山。政变过程迅捷果断，短短数日内，李显便再次登基，是为唐中宗。这场政变不仅终结了武周王朝，更标志着唐朝国祚的延续，其历史意义极为深远。
唐中宗复位后，对政变功臣大加封赏：张柬之受封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五人皆入朝拜相，时人尊称“五王”。至此，他们的人生抵达了权势的巅峰。然而，盛极而衰的转折来得太快。不到一年光景，以武三思、韦皇后为首的政治势力便罗织罪名，对五王展开系统性诬陷与排挤。
为何再造社稷的元勋，反而在胜利后迅速沦为阶下囚？这背后是多重政治逻辑的交织。首先，唐中宗李显性格优柔，对强势的韦皇后既依赖又纵容。韦后野心勃勃，意图效仿武则天干政，而威望崇高的五王自然成为其揽权路上的障碍。其次，武三思等武氏残余势力为求自保，积极与韦后结盟，共同构陷功臣。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任何新君对功高震主的臣子都心存忌惮——尤其当这些臣子曾成功发动政变，证明过其颠覆政权的能力。李显的皇位本就来自政变，他难免担忧类似戏码再度上演。
在政治清洗中，五王先后被贬至偏远之地。张柬之、崔玄暐在流放途中忧愤成疾，郁郁而终；敬晖、桓彦范、袁恕己三人则遭到派遣的使者虐杀，结局尤为惨烈。他们的遭遇，并非单纯的“兔死狗烹”，而是唐朝中期复杂政治局面的缩影——皇权、后族、外戚、功臣等多方势力在此消彼长中激烈碰撞。五王虽然成功恢复了李唐正统，却未能预见新政局下自身地位的脆弱性。
神龙政变虽成功复唐，却未带来稳定的朝局。韦后与安乐公主的乱政、武三思的持续干政，乃至后续的唐隆政变，都证明权力真空一旦产生，纷争便难以止息。五王的悲剧，折射出古代政治中功臣生存的普遍困境：他们在非常时期被需要，却在常态政治中遭猜忌。他们的故事也提醒后人，政治斗争从来不只是忠奸对立，更是利益、人性与时代结构的复杂合谋。从狄仁杰等老臣的拥唐努力，到五王的决然政变，再到他们自身的陨落，这段历史始终缠绕着权力传承的合法性焦虑与统治稳固性的永恒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