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04年秋，辽国在承天太后萧绰与辽圣宗的统领下，以索还关南之地为名，挥师南下，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辽军铁骑一路势如破竹，接连突破宋军防线，兵锋直指中原腹地，北宋王朝面临着立国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边防危机。
战争初期，辽军前锋进抵遂城、顺安军等地，虽遭到宋将魏能、石普的顽强抵抗，未能迅速攻克，但其主力迅速东进，意图明确。然而，负责河北全局防务的宋军都部署王超，手握皇帝诏令，于唐河一带列阵后却逡巡不前，消极避战。这一致命的犹豫，使得辽军得以绕过坚固据点，长驱南下，整个战局急转直下，朝廷上下顿时被恐慌情绪笼罩。
危急关头，宋廷内部就应对之策爆发了激烈争论。副相王钦若密劝真宗迁都金陵以避兵锋，枢密使陈尧叟甚至提议西逃成都。一时间，南迁避祸之声甚嚣尘上，帝国中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摇。唯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张皇帝必须御驾亲征，以振士气、定民心。在他的坚持与运作下，主和派的气焰暂时被压制，宋真宗赵恒最终做出了北上澶州的艰难决定。
然而，真宗的亲征之路充满反复。御驾刚至滑州附近，随行的官员们再次被恐惧支配，南逃之声复起，使得皇帝本不坚定的意志再次动摇。关键时刻，寇准携大将高琼一同进言，他尖锐地指出：若此时南逃，军队士气顷刻瓦解，辽军骑兵追击之下，陛下恐怕未至江南便已沦为阶下囚。这番直白的利害分析，加上武将的支持，最终迫使真宗继续北行，抵达战争最前沿的澶州城。
与此同时，前线战事异常惨烈。辽军猛攻战略要地瀛州，萧太后与辽圣宗亲临城下擂鼓助威，攻势如潮。守将李延渥、史普率领军民浴血奋战，依托城墙以滚石檑木顽强抵抗。经十余日血战，辽军死伤惨重，终未能破城，只得绕行继续南下，最终与宋军主力对峙于澶州城下。
就在真宗抵达澶州之际，决定性的转机意外降临。辽军主帅、名将萧挞凛在视察前线时，被宋军床子弩发射的弩箭精准击中，当晚不治身亡。主帅阵亡，辽军士气遭受重创，攻势受挫，萧太后亦因此战损大将而萌生退意。从军事态势上看，宋军此刻已逐渐掌握主动，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战场上刚获优势，宋真宗的和谈意愿却变得空前急切。早在战事胶着时，通过被俘宋将王继忠的暗中联络，宋辽之间已开启了秘密议和通道。真宗不顾战场形势的有利变化，急派曹利用前往辽营谈判，甚至私下交代“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幸得寇准严令曹利用，将岁币数额上限死死压在三十万，否则这场谈判的代价将更为沉重。
同年十二月，一纸盟约尘埃落定。宋辽双方约定，北宋每年向辽提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以兄弟之国相称，罢兵休战。因澶州古称澶渊，史称“澶渊之盟”。
从表面看，盟约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边境战乱，为北宋换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并得以通过榷场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收回岁币成本。然而，其深层影响却极为负面。此盟以经济赎买和平，开创了恶劣先例，深深腐蚀了宋朝的尚武精神与开拓意识。“花钱买平安”的思维从此嵌入国策，军队战斗力与进取心日渐萎靡。更为关键的是，它正式承认了辽国的平等地位，使“天朝上国”的威严受损，为后世处理边患树立了一个屈辱的范式。这场在军事上本可赢得更多，却在政治与心理上彻底失败的谈判，成为北宋乃至整个宋朝历史上一个难以抹去的羞愧印记，也预示了其未来在面对更强外患时的脆弱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