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至222年爆发的夷陵之战，不仅是刘备为报荆州之仇而发动的复仇之战，更是一场深刻影响三国格局的战略对决。在这场战役的背后，一场精彩绝伦的外交博弈同步上演，而东吴两位鲜为人知的外交官——赵咨与沈珩，正是这场“无声战场”上的关键主角。
公元219年，吕蒙“白衣渡江”袭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孙权深知，斩杀关羽意味着与蜀汉结下死仇，刘备的报复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北方的曹操虽已去世，其子曹丕篡汉称帝，建立了曹魏政权。为避免在未来的战争中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孙权展现出了超凡的政治智慧与务实精神，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意外的决定：向曹丕称臣。
这一举动并非简单的屈膝投降，而是一步深谋远虑的战略棋。孙权通过称臣，暂时稳住了北方强敌，为自己集中力量应对西线刘备的进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战略空间。而如何让多疑的曹丕相信这份“诚意”，并最终实现“戏耍”曹丕、保全东吴的战略目标，这副重担就落在了赵咨与沈珩的肩上。
赵咨，字德度，南阳人，以博闻强识、思维敏捷著称。在孙权接受曹丕册封为“吴王”后，他作为首位正式使节出使魏国都城洛阳。面对曹丕居高临下的盘问，赵咨展现了非凡的外交才华。
当曹丕问及“吴王何等主也？”时，赵咨不卑不亢，以“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作答。并进一步阐释：于凡品中提拔鲁肃显其“聪”，于行伍间擢升吕蒙显其“明”，俘获于禁而不加害显其“仁”，智取荆州兵不血刃显其“智”，雄踞三州虎视天下显其“雄”，而能屈身陛下，正是其“略”。这番回答既全面褒扬了孙权的才能，又在结尾巧妙恭维了曹丕，令其无从反驳。
曹丕不甘心，转而想以文化修养压人，傲慢地问：“吴王颇知学乎？”意在嘲讽孙权乃一介武夫。赵咨从容应对：“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志存经略，暇时博览书传，取其大旨，不效书生寻章摘句而已。”此言既维护了君主尊严，又暗讽了曹丕等文人拘泥文字，气得曹丕无话可说。
面对曹丕最后的威胁——“吴可征否？”赵咨正色答道：“大国有征伐之兵，小国有备御之固。”展现了东吴不畏强权的决心。这场交锋，赵咨不辱使命，其“车载斗量”的谦辞也成为千古佳话，最终虽被曹丕暂留，却为东吴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与尊严。
曹丕并非完全信任孙权，他坚持要求孙权将长子孙登送往洛阳为人质，作为吴国忠心的保证。为此，孙权派出了另一位能臣沈珩前往周旋。沈珩，吴兴人，时任西曹掾，以思维缜密、应对得体闻名。
面对曹丕“吴嫌魏东向乎？”（吴国是否担心魏国东进攻打）的尖锐提问，沈珩的回答堪称外交艺术的典范。他首先表示“不嫌”，因为相信两国盟誓；紧接着话锋一转，补充道“若魏渝盟，自有预备”，软中带硬，既表达了合作的意愿，也暗含了抵御背盟的实力警告。
当曹丕追问太子孙登入朝是否属实时，沈珩以“臣在吴，朝不坐，宴不与，未闻此议”巧妙回避，既未肯定也未否定，将皮球踢回给孙权，为自己和东吴保留了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与曹丕的多次长谈中，沈珩始终不卑不亢，并敏锐地察觉到魏国谋士刘晔等人力主伐吴的动向。
沈珩与赵咨回国后，均向孙权汇报了魏国不可长久结盟的判断，促使孙权加速自立准备，甚至推动了东吴后来改元称帝的进程。他们的洞察，为夷陵之战后孙权迅速与曹丕翻脸并做好江北防线部署，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与决策依据。
公元222年，陆逊在夷陵以火攻大破刘备连营。东西西线威胁解除后，孙权对曹丕的态度立刻转变，坚决拒绝送质子入朝。曹丕这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孙权彻底利用，恼羞成怒之下，亲率大军南下征吴。
然而，此刻的东吴早已在赵咨、沈珩等人预警下做好了全面战争准备。凭借长江天险和严密布防，吴军成功抵挡了曹丕的进攻，使其无功而返。孙权通过一系列高超的外交操作，完美实现了阶段性战略目标：集中力量击败刘备，同时避免了两线作战的灭顶之灾。
夷陵之战不仅是军事上的对决，更是政治与外交的较量。赵咨与沈珩，这两位在《辩亡论》中被赞为“奉使则赵咨、沈珩以敏达延誉”的外交家，凭借其智慧、胆识与口才，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于觥筹交错与言语机锋之间，为东吴化解了巨大危机，他们的功绩，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冲锋陷阵。这段历史也告诉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格局中，卓越的外交能力往往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