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驾崩，年仅八岁的曹芳继位。曹爽以大将军身份与太尉司马懿共同受命辅政，看似平分秋色，实则暗藏玄机。曹爽迅速提拔亲信，将弟弟曹羲、曹训等人安插进禁军系统，又让何晏、邓飏等名士掌控中枢机要。短短数年，曹爽集团几乎垄断了洛阳的军政大权，甚至将郭太后迁居永宁宫以削弱其影响力。这种急遽的权力扩张，如同一把双刃剑——既巩固了表面权威，也埋下了众怒的种子。
正始五年（244年），曹爽发动骆谷之役，亲率十万大军伐蜀。这场战役常被后世诟病为“劳师无功”，却暴露了更深层的问题：曹爽虽掌握虎符，但军队的实际指挥体系仍存裂痕。征西将军夏侯玄是其表亲，但雍凉前线诸多将领与司马家族渊源颇深。更关键的是，曹爽将中军精锐悉数带往关中，导致洛阳防务出现真空。这种“重外轻内”的部署，为后来的高平陵之变埋下致命伏笔。
司马懿在正始八年（247年）称病退隐，这场“政治假死”堪称经典权谋案例。表面上，他每日卧病在床，连粥都端不稳；暗地里，长子司马师暗中蓄养三千死士，次子司马昭则频繁联络太尉蒋济、司徒高柔等元老。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懿特别注重争取禁军中层将领的支持——这些人在曹爽改革中利益受损，对何晏等人推行的“正始改制”怨声载道。当曹爽集团沉溺于改制清谈时，司马懿已在军营中织就了一张反扑之网。
公元249年正月初六，曹爽携皇帝曹芳前往高平陵祭拜。此刻洛阳城内，司马懿控制的军队不足三千，而曹爽府中仍有私兵部曲，其弟曹羲统领的中军精锐也驻扎城外。历史记载曹爽最终选择投降，但若他采纳桓范“挟天子至许昌”的建议，局势或将逆转。许昌不仅是曹操当年的根据地，更是屯田制核心区，粮草充足。更重要的是，征南将军王昶、征东将军毌丘俭等边防大将态度暧昧，未必会立即响应司马懿的勤王号召。
多数讨论聚焦于“战或降”的二元选择，却忽略了时间维度的重要性。若曹爽采取拖延战术，一面假意谈判，一面密令曹羲率军回援，战局或将陷入僵持。当时司马懿的政变具有突然性，许多地方官员仍在观望。只要曹爽能坚守十日以上，各地亲曹势力就有机会集结。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镇守淮南的诸葛诞、镇守荆州的王基等人，都与曹魏宗室关系密切，他们的向背可能成为决定天平倾斜的关键砝码。
这场权力博弈的结局，不仅取决于军事对比，更关乎人心向背。曹爽改革触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其重用的何晏、邓飏等人又因浮华作风遭士林非议。反观司马懿，通过联姻与各大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其“病中”仍坚持接见士族代表的做法，赢得了广泛同情。有趣的是，当司马懿指洛水为誓承诺保全曹爽性命时，连曹爽的智囊桓范都产生了动摇——这恰恰说明，政治信誉在关键时刻比刀剑更具杀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