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84年，扬州城头风云骤变。一位名叫徐敬业的将领，以匡扶李唐、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为旗号，聚兵十万，震动天下。这场历时仅三个月的起兵，虽如流星般短暂，却在历史长河中激起了千层浪花，其是非功过，至今仍为后人评说。
徐敬业，本名李敬业，出身显赫的将门世家。其祖父是唐朝开国名将、英国公李勣（徐世勣）。凭借祖荫，徐敬业早年袭爵英国公，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等职。然而他人生的转折点出现在光宅元年。这一年，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临朝称制，改元光宅，朝野震动。
面对武后日益稳固的权力，徐敬业在扬州毅然起兵。他自称大将军、扬州大都督，打出“勤王救国、支持中宗复位”的旗号。值得注意的是，他麾下的谋士——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这篇檄文文采斐然，笔锋犀利，将武则天称为“狐媚偏能惑主”，一时间传遍天下，极大地动摇了武周政权的舆论根基。
起兵之初，徐敬业军队声势浩大，迅速攻占润州等地。然而在关键的战略决策上，他犯下了致命错误。谋士魏思温等人力主挥师北上，直取洛阳，与天下义士合兵，一举定鼎中原。但徐敬业却采纳了另一派意见，认为“金陵有王气”，应先南下经营江东，以图霸业。
这一决策使他错失了最佳战机。武则天迅速反应，剥夺其李姓和爵位，命李孝逸、魏元忠率三十万大军征讨。徐敬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最终在扬州一带溃败。他本人逃亡至润州，被部下所杀，轰轰烈烈的起兵就此落幕。
在徐敬业的人生轨迹中，早年的几则轶事已隐约预示了他的性格与命运。一则见于其任刺史时，当地蛮寇为患。徐敬业到任后，一反常态，不携卫兵，单骑赴任。面对严阵以待的贼寇，他从容不迫，数日后仅带两名随从直入贼营。他并未武力镇压，而是宣告朝廷知其受贪官所迫，只要解散归田便不予追究，只责罚了首领。此举兵不血刃，平息了祸乱。其祖父李勣听闻后，既喜其胆略，又深以为忧，叹道：“将来败坏我们家的，必是此儿。”
另一则故事更显其机敏。徐敬业年少时好骑射，李勣观其面相，认为此孙恐会祸及家门。一次狩猎，李勣命他驱赶野兽，趁机顺风纵火，想将其烧死于林中。危急时刻，徐敬业果断杀马，藏身于马腹之中，待火灭后满身血污而出，得以幸存。李勣见此，亦不得不惊叹孙子的急智。
对于徐敬业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官方史书《旧唐书》与《新唐书》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未能恪守祖训，以致举兵覆族，使功臣世家毁于一旦。
后世史家则提供了更多维度的思考。唐代陈岳、明代张燧等人均指出，若徐敬业采纳魏思温之策，直指洛阳，高举匡复大旗，即便兵败身死，亦不失为忠义之举。而他妄图金陵王气，其割据野心便暴露无遗，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的剖析尤为深刻。他认为徐敬业起兵，内怀代唐之私心，外假存唐之旗帜，并非纯粹的忠义之举。其失败，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为武则天巩固权力扫除了障碍；而其起兵本身，特别是借助骆宾王那篇“巧言破义”的檄文，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大义，使得后世对“讨贼”的正义性产生了疑虑。
无论如何，徐敬业起兵事件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唐朝前期中央与地方、李唐宗室与新兴势力之间复杂而激烈的矛盾。他的选择与结局，既是个人性格与命运的使然，也是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特定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