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盛唐的辉煌史诗中，李建成这个名字常常与“玄武门之变”的悲剧紧密相连，定格为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然而，拨开胜利者书写的历史迷雾，这位唐朝的开国太子，在帝国的初创与稳固过程中，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功绩与才能远非史书寥寥数笔所能概括。
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李渊虽有雄心，但起兵之举慎之又慎。早在公元613年，李渊便派遣嫡长子李建成秘密前往河东地区居住。李建成的任务至关重要：在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暗中结交豪杰、招募贤才，为李氏家族积蓄反隋力量。这项工作风险极高，需要极大的胆识与人格魅力，李建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后来的晋阳起兵奠定了坚实的人事与舆论基础。
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誓师起兵。历史记载，李渊曾因等待李建成从河东赶来会合而推迟了起兵日期，足见其对长子的倚重。起兵后，李建成与李世民共同领军，首战西河。面对新募集的乌合之众，李建成与士卒同甘共苦，严明军纪，对百姓秋毫无犯，仅用九天便平定西河，展现了卓越的治军与抚民才能。此举不仅赢得了军心民心，更为李唐军队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进军途中，大雨阻路，又传闻太原遭袭，军心动摇。在是进是退的关键会议上，李建成与李世民力排众议，冷静分析了突厥与刘武周的利益矛盾，断定后方无忧，并力主急攻霍邑。他精准判断守将宋老生“有勇无谋”，可诱而歼之。这场战略决策直接坚定了李渊直取关中的决心，避免了起义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堪称李唐开国路上的关键转折。
唐朝建立，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并非深居东宫不理政务。相反，李渊为了培养继承人，将大量日常政务交由他处理，“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这意味着李建成在武德年间，实际承担了帝国大部分行政运转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他的太子府更是人才济济，堪称一个小型朝廷。
在用人方面，李建成独具慧眼。其麾下文臣如王珪、魏徵，后来都成为贞观朝的一代名相，魏徵更是以直谏闻名，位列凌烟阁。武将方面，薛万彻后来北击突厥、西征吐谷浑、东讨高句丽，战功赫赫；冯立在突厥兵临长安时，曾以少敌多，奋勇血战；马三宝亦是开国功臣，其逝世时，李世民曾为之废朝以示哀悼。这些人才的聚集与重用，侧面印证了李建成识人用人的眼光与格局。
在军事上，李建成也并非毫无建树。他多次参与策划并成功防御了突厥对北境的入侵，稳固了新生政权的外部防线。特别是在平定山东刘黑闼叛乱中，李建成采纳魏徵之策，改变单纯武力镇压的方针，采取招抚为主、安定民心的策略，迅速平定了叛乱，彻底解决了窦建德旧部反复起事的难题，展现了其在军事与政治结合上的高超手腕。
由于玄武门之变的结局，唐代官修史书对李建成的记载难免有所贬抑。后晋刘昫在《旧唐书》中评价其“残忍”，并称之为“凶”。然而，更多的后世史家与学者，在爬梳史料后，提出了更为客观的看法。
唐代初年的温大雅在《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记载，李建成“倾财赈施，卑身下士”，广泛结交各阶层人才，因此深得人心。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假设，若李渊有周文王之明，李建成有泰伯之贤（主动让位），李世民有子臧之节（推辞君位），则悲剧可免，言语间暗含对建成地位的认可。
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明确指出，太原起兵，李建成与李世民是“协谋而戮力与偕”的平等伙伴关系。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认为，从所用僚属如王珪、魏徵均为治国能臣来看，李建成“亦为才智之人”。当代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更是指出，从起兵到定都长安，李建成的功业“并不亚于李世民”，其在政务上的经验也远比李世民丰富。
“隐”这个谥号，本身含义复杂，既有“隐拂不成曰隐”（功绩被掩盖）之意，也有“不显尸国曰隐”（未能治国）之评。这或许正契合了李建成的一生：他本有成为一代守成之君的潜力与功绩，却因一场残酷的政治搏杀而功业被隐，命运被改写，只留给后世无尽的遐想与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