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定国，字曼倩，是西汉时期一位杰出的官员，曾位极人臣，官至丞相，受封西平侯。他的政治生涯在汉宣帝和汉元帝时代熠熠生辉，但最终却以辞官还乡告终。本文将以他的生平为主线，带你深入了解这位历史人物的宦海沉浮、司法理念，以及他辞官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能为你的历史知识增添新的视角。
于定国出身于司法世家，父亲于公是东海郡一位以公正判案闻名的地方官。于公的公正执法受到百姓敬仰，人们甚至为他立了生祠以表纪念。正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于定国从小便耳濡目染，跟随父亲学习法律，为他日后在朝堂上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汉昭帝去世后，昌邑王刘贺继位，却因行为不检点被废黜。于定国在这一关键时刻上书规谏，展现了他的政治嗅觉。后来，汉宣帝刘询登基，他因曾劝谏刘贺而被破格提拔，历任光禄大夫、水衡都尉，最终升任廷尉，执掌司法大权。
于定国的司法生涯，可谓西汉史上的一抹亮色。他担任廷尉期间，不仅拜师学习《春秋》，以儒家经典指导判案，还秉持公正无私的原则，尤其注重体恤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他主张“罪疑惟轻”，对非确凿的犯罪尽量从轻发落，极大减少了冤假错案。朝中上下对他交口称赞，认为“张释之任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任廷尉，百姓自认不枉”。他还有一个传奇之处：饮酒数石仍能清醒判案，这种异于常人的能力，令人在钦佩之余，也感受到他独特的个性魅力。在廷尉任上十八年后，他升任御史大夫，并于甘露年间取代黄霸，成为丞相，受封西平侯。
然而，权力巅峰的荣耀并未让于定国享受久远的安稳。汉宣帝驾崩后，汉元帝刘奭继位。元帝初年，关东地区连年遭遇灾害，百姓流离失所，大批涌入关内。民怨沸腾之际，有人上书将责任归咎于朝廷大臣。元帝于是多次召见丞相和御史，公开指责他们的过失，要求他们“分条陈述朕的过错”。于定国感到压力如山，多次上书谢罪。但灾难并未停歇：永光元年，春天降霜，夏季寒冷，太阳暗淡无光，汉元帝再度下诏责备，提及东部郎官报告“父子不能相顾”的惨状，质问为何隐瞒不报。面对皇帝的步步紧逼，于定国内心惶恐，最终选择上书引咎自责，归还侯印，恳请告老还乡。汉元帝最初未予批准，劝他继续辅佐朝政，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于定国以病情加重为由，坚决辞官。汉元帝无奈之下，赐予他驷马安车和黄金六十斤，允许他归乡。几年后，于定国在七十多岁高龄时逝世，谥号安侯。
于定国的辞官，表面上是因天灾引发的政治责难，实则折射出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态的复杂变迁。他的一生，从严谨办案到高位引退，既是对个人命运的深思，也是对时代困境的回应。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不仅能读到一位司法家的智慧，还能感受到一位老臣在权力与责任间的无奈抉择。
于定国的司法理念，深受其父亲于公的影响。于公在担任郡决曹时，以判案公平著称。一个经典案例是：东海郡有一孝妇，年轻守寡且无子女，却尽心侍奉婆婆。婆婆为不拖累她而自缢身亡，但婆婆的女儿却诬告孝妇杀人。在严刑逼供下，孝妇屈打成招。于公力劝太守查明真相，却未被采纳，最终孝妇被处死。此后，郡中大旱三年，直到新太守在于公建议下祭奠孝妇，才天降甘霖。这一事件让于公名垂青史，也深刻塑造了于定国的价值观：司法必须谨慎，不可草率行事。于定国在担任廷尉后，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他不仅强调“罪疑惟轻”，还通过拜师学《春秋》，将儒家仁政思想融入法律实践，成为西汉司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辞官后，于定国回到故乡东海，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他的辞官之举，在当时和后世都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认为他是“明哲保身”，在政治风雨中急流勇退；也有人认为他是真正的谦卑，以辞官承担起天灾的责任。从历史角度看，于定国的选择反映了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对官员的影响：在“天人感应”观念下，天灾常被视为君主或大臣失德的象征。于定国主动引咎，正是这种文化背景下的自觉行动。他逝世后，子孙继承了家学，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封侯，延续了家族的政治传承。后世史家，如班固在《汉书》中，对定国的评价多是褒奖，称赞他“精明正直，情在矜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