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瑑，字子全，汴州尉氏人，生于唐德宗贞元十三年，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作为唐朝名将刘仁轨的五世孙，他自幼勤学苦读，文采斐然，于唐文宗开成年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唐武宗会昌末年，他已累迁至尚书郎、知制诰，后正式拜为中书舍人，成为朝廷重要的文书起草官员。
唐宣宗大中初年，刘瑑转任刑部侍郎。在此期间，他充分展现了自己在法律方面的精深造诣。面对当时法令繁杂、执行不一的局面，他做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工作：系统整理了大中以前二百四十四年间可用的制敕条文，共计二千八百六十五条，并将其分为六百四十六门类。经过仔细评议各条款的轻重缓急，他编纂成一部全新的法典——《大中统类》。这部法典不仅条理清晰，更注重实际执行效果，奏请朝廷推行后，对当时的司法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地方任职期间，刘瑑先后出任河南尹、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等要职。大中十一年五月，他被加授为检校礼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观察使，肩负起北方边防的重任。同年十二月，刘瑑奉召回朝，拜户部侍郎，判度支，开始掌管国家财政。
不久，他以本官同平章事，正式成为宰相，仍兼领度支使。大中十二年，刘瑑累加集贤殿大学士。在相位期间，他曾与同僚崔慎由就治国理念进行过一场著名辩论。崔慎由主张应当严格甄别官员的品流出身，而刘瑑则坚持“循名责实”的原则，认为应当根据官员的实际政绩和能力来考核任用，使百官各称其职。这场辩论反映了唐代中后期两种不同的用人观念，刘瑑的务实主张对当时的吏治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刘瑑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卓越的文才和敏捷的思维。大中初年任翰林学士时，正值唐朝刚刚收复河湟地区，边境战事频繁，文书往来极其繁忙。当时翰林院的学士们大多请求前往边境任职，唯独刘瑑留守京城，承担起繁重的诏书起草工作。据记载，他一天要起草上百份诏书，笔不停挥，却能保证每篇文章都条理清晰、措辞妥帖。
某日黎明时分，唐宣宗紧急召见刘瑑，命他起草《喻天下制》。刘瑑润笔构思，片刻即成。天亮时分呈给皇帝后，宣宗大为赞赏，当面赐予他金紫衣。这篇《喻天下制》文采飞扬、气势恢宏，其中写道：“自昔皇王建极，皆以文经邦，以武定乱。二者备矣，方致雍熙……将士等栉风沐雨，露宿草行，披荆棘而朝建旌旄，逐豺狼而夜严烽燧。动皆禀命，古所未有。”文章既回顾了唐朝建国以来的文治武功传统，又表彰了将士们收复失地的功绩，体现了刘瑑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政治见识。
刘瑑晚年虽身患重病，仍被加授工部尚书。然而未及赴任，便与世长辞。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的多岗位锻炼，既在司法改革上有所建树，又在财政管理上展现才能，更以文采见长，成为唐宣宗时期重要的辅政大臣。
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舞台上，刘瑑代表了一种务实、干练的官员类型。他不仅继承了先祖刘仁轨的文武兼备之风，更在法制建设、财政管理和文书起草等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尤其是他主持编纂的《大中统类》，对唐代法律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意义，为后世研究唐代法制提供了宝贵资料。
从开成进士到宣宗宰相，刘瑑的仕途轨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度下士人的典型晋升路径。他以文入仕，以才晋升，最终位极人臣，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的一个缩影。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刘瑑这样的官员努力通过制度建设和务实行政来维持国家运转，其历史作用值得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