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璀璨的将相星河中，杜暹或许不是最耀眼的那一颗，但他“百纸参军”的佳话，却如一股清流，穿越时空，至今仍被传颂。这位出身濮阳杜氏的官员，以明经入仕，从地方参军一路官至宰相，其生涯堪称一部唐代清廉官员的典范教科书。他为何因区区一百张纸而名留青史？后世史家又对他作出了怎样的评价？
杜暹的仕途始于婺州参军。这个起点并不算高，但他却在此留下了足以定义其一生的美谈。此后，他历任郑县尉、大理评事、监察御史、给事中等职，所到之处，皆以清廉自律闻名。其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是在西域出任安西副大都护期间。他不仅妥善处理民族事务，深得当地民心，更成功平定了于阗王尉迟眺的叛乱，稳定了唐朝的西部边疆，展现了出色的军政才能。
凭借在西域的卓越政绩和一贯的清廉声誉，杜暹于开元十四年（726年）被召还中央，拜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正式步入宰相行列。此后虽因政见不合一度外调，但仍历任魏州刺史、太原尹、户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要职，封魏县开国侯，直至病逝，被追赠为尚书右丞相，谥号“贞孝”，对其忠贞孝友、清廉守正的一生给予了官方定论。
“百纸参军”这个雅号的背后，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故事。唐代婺州（今浙江金华一带）的造纸业颇为发达，所产纸张是当时的上品。当杜暹离任婺州参军时，同僚按官场惯例，赠予他一万张当地名纸作为程仪。这在当时看来是人之常情，甚至是一种礼节。
然而，杜暹的举动出乎所有人意料。他坚决推辞，最终在对方的再三坚持下，仅象征性地收下了一百张纸，以示领受情谊，其余全部退还。“只受百纸”的行为，在普遍讲究人情往来的官场中，显得格外醒目。这并非矫情，而是杜暹“自誓不受亲友赠遗”的个人原则的体现。这一百张纸，承载的不仅是同僚之情，更成为他终生恪守清廉、防微杜渐的精神标志，其价值远胜万金。
除了清廉，杜暹的实干才能同样突出，尤其在治理安西都护府时期。自唐朝恢复安西四镇以来，长期驻军给当地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特别指出，在历任安西都护中，只有田扬名、郭元振、张嵩及杜暹四人因善政而被称道。杜暹的成功在于他并非一味武力镇压，而是注重安抚民心、公正处理各族事务，从而赢得了西域民众的信服，为稳定唐朝西部边疆做出了切实贡献。
后世对杜暹的评价主要集中在“清廉”、“勤勉”与“实干”几个方面，但也客观指出了其不足。
《旧唐书》的作者刘昫评价他“公清勤俭为己任”，将其与卢怀慎、李元纮并称为“以清白垂美简书”的君子，堪比汉代公孙弘。同时，刘昫也坦言杜暹“素无学术，每当朝谈议，涉于浅近”，认为他学识不够深厚，在朝廷议论时见解稍显浅近。
司马光则从宰相理政风格的角度进行总结，他将开元年间几位著名宰相的特点归纳为“尚通”、“尚法”、“尚吏”、“尚文”、“尚俭”、“尚直”。其中，李元纮与杜暹并列，代表“尚俭”一派。这精准概括了杜暹施政崇尚节俭、清廉务实的核心特点。
宋代诗人徐钧的诗句“婺女初官辞赆纸，安西按虏复埋金。公清勤约自宜相，文墨何须较浅深”，可谓是对杜暹一生最凝练的褒奖。诗中指出，他初入官场便拒收厚礼，镇守边疆时又能廉洁自守（“埋金”典故意指不取非分之财）。这样的人凭借公正、清廉、勤勉、节俭的品德就足以胜任宰相，何必过分苛求其文章辞藻的深度呢？
杜暹的故事，在千百年后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意义。“百纸参军”不仅是一个风雅的历史别号，更是一种拒腐防变、慎初慎微的为官哲学。他的经历证明，真正的历史声望往往不在于位极人臣的显赫，而在于品格留下的刻度。在安西都护府的广袤土地上，他留下了善政的足迹；在中国廉政文化的长卷中，他则用一百张纸，刻下了一个关于原则与初心的永恒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