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6年正月初一，一场盛大的禅位大典在紫禁城举行。85岁的乾隆皇帝将象征皇权的玉玺交予皇十五子颙琰，改元嘉庆。然而，这场看似圆满的权力交接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长达三年的特殊时期——一位太上皇依然牢牢掌控着帝国的命脉。
禅位后的乾隆并未搬离象征皇权的养心殿，反而在此设立“训政”之所。每日清晨，嘉庆皇帝需率先至此请安，而后君臣同堂听政。朝堂之上，乾隆端坐正位，嘉庆陪坐下首，而最贴近乾隆的，却是那位权倾朝野的和珅。
此时的乾隆已年过八旬，听力严重衰退，言语含糊。满朝文武往往面面相觑，唯有和珅能准确领会其意，再将“太上皇旨意”传达于众。这种独特的权力结构，使得嘉庆初年的朝政呈现出一幅奇异图景：新皇在前，旧皇在后，权臣为喉舌，形成了一套隐形的决策体系。
据宫廷记载，乾隆虽自称“归政”，却明确规定“寻常事件”由嘉庆处理，而“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需“躬亲指教”。这模糊的界定，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事务，使得嘉庆的皇权形同虚设。
嘉庆元年正月，乾隆在圆明园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特邀朝鲜、安南等属国使臣赴宴。宴席间，这位白发苍苍的太上皇明确告知各国使节：“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此番言论，不仅是对外邦的宣告，更是对朝廷内外的权力宣示。
同年，乾隆下令举办清朝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千叟宴”。与祖父康熙所办不同，此次宴会将参与者的年龄门槛提升至70岁以上。全国三千余名耆老汇聚京城，其中不乏百岁人瑞。宴会上，乾隆欣然接受“十全老人”的尊号，自认功绩已臻圆满。
然而这场耗资巨大的盛宴背后，却暗藏隐忧。许多年迈老者因长途跋涉而病倒，甚至有人未能还乡便客死途中。更为深远的影响是，这场宴会耗费了国库大量白银，而此时帝国的财政已因连年征战和乾隆晚年的奢侈而捉襟见肘。
乾隆退位前后，川楚陕地区白莲教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这场始于湖北的民变，因地方官吏腐败、土地兼并严重而迅速蔓延。尽管嘉庆已即位，但军事指挥权仍牢牢掌握在乾隆手中。
太上皇时期，乾隆调集各省兵力，拨付巨额军饷，试图迅速平定起义。嘉庆二年，清军在湖北郧西包围起义军主力，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殉教。捷报传来，乾隆大喜，视此为自己“十全武功”之外的又一功绩。
然而表面的胜利并未根除祸患。起义军余部转入四川，继续抗争。乾隆将此军事行动交由和珅全权负责，进一步巩固了这位宠臣的地位。和珅借机安插亲信，控制军需，其权势在乾隆退位后达到顶峰，这无疑加深了嘉庆对他的怨恨。
退位后的乾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活欲望。史料记载，这位八旬老人不仅继续翻牌召幸妃嫔，甚至在去世前一年，还纳了两位年轻女子为妃。宫廷传闻，此举或是嘉庆为消耗父皇精力所为，但更可能是乾隆自身不愿服老的体现。
在个人享受方面，乾隆一如既往地追求精致。宫廷造办处的记录显示，太上皇时期制作的玉器、瓷器数量并未减少，样式反而更加繁复。乾隆对西洋钟表、书画古玩的收藏热情也未减退，和珅为投其所好，不断搜罗珍奇进献。
与此同时，乾隆与嘉庆的关系日益微妙。嘉庆表面恭顺，每日请安问政从不懈怠，但私下里却加紧培植自己的势力。乾隆对此心知肚明，因而更加倚重和珅作为制衡。这种父子间的权力猜忌，成为嘉庆初年宫廷政治的主旋律。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在养心殿走完89年的人生历程。他留下的，是一个表面光鲜、内里危机四伏的帝国。太上皇三年间，乾隆成功维持了个人权威，却未能解决王朝的根本问题。
财政上，连年用兵和奢侈消费已耗尽雍正、乾隆前期积累的财富。吏治上，以和珅为首的贪腐集团盘根错节，官僚系统效率低下。社会矛盾方面，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增多，秘密会社活动频繁，白莲教起义虽暂时受挫却未平息。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制度层面。乾隆开创的“太上皇训政”模式，打破了清代皇权交接的传统，造成了长达三年的权力双头格局。这种非常态的政治安排，不仅削弱了新皇帝的权威，也为后续的朝政混乱埋下伏笔。
乾隆去世后第十五天，嘉庆即以雷霆手段铲除和珅集团，清算其二十年贪腐所得。这一方面是积蓄已久的愤懑爆发，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嘉庆对父亲晚年政治的不满。然而，清算可以快速完成，帝国积弊却需时日革除，大清王朝的衰落之路，在乾隆太上皇时期已然加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