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开拓远东贸易，在澎湖建立据点，这一举动被明朝视为对其主权的严重挑衅。明朝政府随即派兵包围荷军，并通过谈判达成协议：荷兰人若退往台湾，则可获准与明朝进行有限贸易。然而，这一协议的后续执行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协议并未被完全履行，福建地方当局实质上禁止了与荷兰的直接贸易，严重损害了荷兰的商业利益。荷兰人被迫转向走私渠道，但其货物运输线屡遭当时东南沿海的强大海商武装首领郑芝龙截获。双方一度达成合作，荷兰甚至协助郑芝龙击败了竞争对手海盗李魁奇，以期换取稳定的贸易权利。然而，郑芝龙虽掌控海上武力，却无法完全左右明朝的贸易政策，导致对荷兰的承诺未能兑现。新任福建官员颁布的“船引”制度，进一步将荷兰排除在合法贸易体系之外，使其陷入绝境。
屡次交涉无果后，失去耐心的荷兰人决定以武力迫使明朝开放贸易。他们联合海盗刘香，于1633年突袭厦门港，重创郑芝龙舰队。这一事件成为料罗湾海战的直接导火索。郑芝龙在震怒之下，不惜重金召集旧部与盟军，并联合明朝官方水师，决意进行一场海上决战。
1633年10月22日，决战在福建金门料罗湾展开。明郑联军投入战船150余艘，其中包含大量灵活的火船。面对荷兰先进的夹板战舰，郑芝龙采取了独特的“火海战术”。在炮舰掩护下，上百艘火船借助风势直扑荷军舰队核心，采用接舷挂钩、纵火焚烧的方式作战。这种战术在欧洲海战中极为罕见，荷军猝不及防。激战中，荷军多艘主力战舰被焚毁或击沉，协同作战的刘香海盗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此役，联军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料罗湾海战的胜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彻底粉碎了荷兰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企图，迫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承认中国在远东海域的主导权。战后，荷兰人需向郑芝龙缴纳许可费用，以保障其商船在区域内的安全。其次，此战确立了郑芝龙集团在东亚海域的绝对霸权，从日本、琉球到东南亚的主要航线上，商船均需悬挂郑氏令旗。这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使得台湾海峡及福建沿海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网络的关键枢纽之一。此外，海战胜利也暂时稳固了明朝东南海防，延缓了西方殖民势力在此区域的直接扩张。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料罗湾海战是近代东西方海上军事力量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即将步入鼎盛的荷兰海上帝国，在此役中败于将西方技术与中国传统战术相结合的明郑联军。这场胜利在十七世纪维护了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朝贡贸易体系，并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在明末一度焕发新的活力。郑芝龙集团通过此战积累的资本与海军力量，也为后来其子郑成功收复台湾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