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清王朝内忧外患之际，皇帝于承德避暑山庄病危。为保障幼帝载淳顺利执政，咸丰在临终前精心构建了一个辅政班子，史称“赞襄政务王大臣”，即后世常说的“顾命八大臣”。这个班底阵容堪称豪华，涵盖了宗室亲王、皇帝姻亲、满汉重臣，意图形成一个稳固的权力制衡体系。咸丰同时赐予皇后“御赏”印与懿贵妃“同道堂”印，规定谕旨需加盖两印方能生效，希望以此实现太后与辅臣之间的相互牵制。这一安排看似周全，却为日后激烈的政治斗争埋下了伏笔。
咸丰帝驾崩后，嗣皇帝载淳年幼，两宫皇太后（慈安、慈禧）自然视皇权为己出。然而，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弟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则秉持遗诏，认为政务当由辅臣处理，太后不宜干政。双方在权力归属上产生了根本性分歧。八大臣迅速采取行动，规定所有奏章需先经其手“缮写”后再呈太后用印，试图阻断太后与外廷的直接联系。这一举措使得权力天平初始便向辅政大臣倾斜，宫廷内部的紧张气氛日益加剧。
冲突的公开化始于几份关键的奏疏。先是钦差大臣胜保奏请赴热河叩谒梓宫，实则意在向两宫太后表忠。紧接着，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公然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这无疑是对顾命制度的直接挑战。八大臣以“本朝无皇太后垂帘故事”为由，拟旨严驳，并在两宫太后面前激烈抗辩，甚至言辞激动，惊动幼帝。此举虽暂时压制了垂帘之议，却也彻底激化了矛盾，让慈禧等人坚定了夺权的决心。与此同时，八大臣亦在积极布局，通过调整官职、拉拢汉臣来巩固自身势力。
顾命八大臣的败局，很大程度上源于其自身的战略失误。首先，他们同意了两宫太后携幼帝先行返京的安排，使慈禧、慈安得以脱离其控制，提前与在京的恭亲王奕訢会合，密谋策划。其次，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犯下致命错误，竟以“事务繁忙”为由奏请辞去部分兼差，本想以退为进，不料两宫太后顺势批准，直接解除了他们的关键职务，尤其是端华的步军统领之职，使其丧失了京城的军事控制权。这些昏招使得八大臣的权势基础瞬间松动。
公元1861年10月，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訢联合发动政变，史称“辛酉政变”或“祺祥政变”。返京后，慈禧等人迅速颁布谕旨，解除八大臣职务，并下令逮捕。肃顺在护送灵柩途中于密云被捕，载垣、端华则在宗人府被擒。随后，清廷发布诏书，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利、谈判失信乃至咸丰帝滞跸热河而病逝等罪责，悉数归咎于八大臣“欺蒙专擅”。经王大臣会议定罪，载垣、端华被赐自尽，肃顺被斩首于菜市口，其余五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均遭革职，其中穆荫被发往军台效力。一场由先帝钦定的辅政大戏，最终以血腥清洗告终。
肃清八大臣后，两宫皇太后开始彻底清除其政治影响。不仅收缴销毁其执政时期的相关文件，还将吏部尚书陈孚恩等一批被视为“肃党”的官员革职查办。与之相对，恭亲王奕訢因拥戴之功，被授为议政王，领军机处，总揽内廷外朝大权，形成了“太后垂帘、亲王议政”的新格局。次年，改元“同治”，标志着慈禧太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核心。这场政变不仅是最高权力归属的易手，更深刻地改变了清廷的权力结构，为随后近半个世纪的晚清政治定下了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