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其扩张野心随之膨胀。为掠夺人口与土地，他将目光投向了幅员辽阔的明朝。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正式开启了与明朝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对抗。在决定性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惨败，自此辽东战局逆转，明军多转为守势，难以主动出击。
后金八旗骑兵在野战中展现出的强悍战斗力，令许多明军将领心生畏惧。然而，浑河之战却是明军野战史上极为罕见的一场以少抗多、不落下风并给予后金沉重打击的战役。此战中，来自四川的“白杆兵”与来自浙江的“戚家军”并肩作战，以无畏的斗志与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浑河两岸谱写了一曲抵抗外侮的悲壮史诗。
公元1620年，辽东经略熊廷弼被罢免，继任者袁应泰为笼络人心，一改前任严明治军的作风。他不谙军事，随意更改既定方略。当蒙古各部因雪灾产生大量流民时，袁应泰为扩充兵力，将其尽数收编，安置于辽阳、沈阳等地。这些蒙古人勇悍难驯，入关后劫掠之事频发，军中将领多次提醒其中可能混有后金细作，但袁应泰均不以为意。
这一切都被努尔哈赤洞察。一直将《三国演义》奉为兵书圭臬的他，早已对沈阳重镇垂涎三尺。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亲率五万八旗精锐进逼沈阳。当时的沈阳城防极为坚固，城外深壕密布，火器林立。守将贺世贤与尤世功各率万余兵马驻守。努尔哈赤采用诱敌之计，先以小股老弱兵力挑衅，成功激怒了轻敌酗酒的贺世贤。贺世贤率千余家丁出城追击，中伏被围，最终与赶来救援的尤世功一同战死。城内潜伏的蒙古细作趁机破坏吊桥，后金军里应外合，攻陷了这座看似固若金汤的军事要塞。
沈阳失陷之际，由总兵童仲揆、陈策率领的万余援军正赶至浑河。军中包含两支特殊的精锐：一是四川石柱土司秦良玉麾下的四千“白杆兵”，由其兄秦邦屏率领，他们使用独特的白杆枪，钩砍锤击，善于近战；二是威名赫赫的三千“戚家军”，由戚继光之侄戚金统领，以严明的纪律和先进的战阵著称。得知沈阳已失，众将悲愤请战，誓言“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
明军遂定计分兵：秦邦屏与周敦吉率白杆兵渡河，于桥北立营；童仲揆、陈策、戚金等率浙兵于桥南立营。白杆兵刚立稳阵脚，便遭遇八旗最精锐的红巴甲喇军冲锋。这些川兵悍不畏死，凭借奇特兵器和顽强斗志，竟数次击退骑兵冲锋。后金改以步兵强攻，同样损失惨重，折兵数千仍无法撼动明军阵线。明军步兵之强悍，令后金军惊呼“战之不退”。
战局胶着之际，降将李永芳从沈阳俘获的明军炮手中重金募得炮手，调转炮口轰击川军营地。血战已久的白杆兵在猛烈炮火下伤亡剧增，阵型终被后金骑兵从两翼冲垮。秦邦屏、周敦吉等将领大部战死，少数残兵退至南岸与戚家军会合。
北岸惨胜让努尔哈赤对南岸的戚家军更为警惕。稍作休整后，后金生力军向南岸明军阵地发起潮水般的进攻。陈策、童仲揆、戚金等人指挥若定，依托戚继光所创的车阵与火铳三叠阵顽强阻击，火器与弓弩交替射击，给予敌军重大杀伤。近身搏杀时，鸳鸯阵大显神威，狼筅、藤牌、锐利的戚家刀配合无间，从午后一直血战至夜幕降临。
然而，明军外援断绝。奉命来援的三万明军先胜后怯，被皇太极击溃。经略袁应泰畏敌如虎，拒发援兵。孤军奋战的戚家军箭尽粮绝，仍死战不退。总兵陈策力战身亡，童仲揆本欲突围，被戚金以“大丈夫报国当在今日”喝止，二人返身杀回核心战阵。最终，在后金军密集的箭雨覆盖下，童仲揆、戚金、张名世等一百二十余名将校全部壮烈殉国，戚家军就此悲壮地落幕于历史长河。
战后，少数突围至辽阳的将士面对朝廷封赏，泣不成声，皆以未能与袍泽同死为憾，只求再战沙场，不负威名。十日后，他们在辽阳之战中全部牺牲，践行了自己的誓言。此战虽败，却极大震撼了后金，《满文老档》与清朝史料均承认此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明朝上下则为之振奋，誉其“凛凛有生气”。白杆兵与戚家军用生命诠释了何为“捐赴国难，视死如归”，其精神光耀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