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诸葛亮北伐导致蜀汉民不聊生的说法，其实存在明显的史实错位。部分观点引用《三国志》中“民有菜色”的描述，却忽略了这句话的历史背景。此记载出自东吴使者薛珝于公元261年出使蜀汉后的汇报，此时距诸葛亮逝世已27年，正值蜀汉末期宦官专权、朝政混乱之时。将蜀汉灭亡前夕的社会问题归咎于数十年前的诸葛亮，显然有失公允。
实际上，诸葛亮主政期间，蜀汉经济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发展。他专门设立官员管理都江堰水利工程，制定的维护方案甚至沿用千年，极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提升。在军事行动频繁的北伐期间，诸葛亮仍坚持“耕战并重”的策略，使得蜀汉粮食生产体系保持稳定运转。
诸葛亮五次北伐中，仅第二次和第四次因粮草问题撤退。第二次北伐实为策应东吴的牵制性作战，本就未准备长期粮草；第四次则因连续大雨导致运输通道中断。这暴露出蜀汉北伐的核心困境并非粮食产量不足，而是“蜀道难”造成的运输瓶颈。为此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改进运输效率，到第五次北伐时粮草供应已明显改善。
除了农业生产，诸葛亮大力发展蜀锦纺织业，使其成为国家重要经济支柱。当时魏吴两国贵族皆以蜀锦为珍品，形成了持续的贸易顺差。同时，通过平定南中地区，获得了稳定的物资和人力补充，史载“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晋代学者袁华评价诸葛亮治蜀成果时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
尽管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争议历来存在，但其政治治理能力却获得普遍认可。敌国谋士贾诩曾言“诸葛亮善治国”，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其“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这种卓越的治理能力，使得诸葛亮能在北伐同时维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实现“道不拾遗，疆不侵弱”的社会秩序。
诸葛亮逝世后，蜀地百姓长期保持深切怀念，民间自发祭祀持续数十年。这种民心所向恰恰反证了其在位期间民生并未凋敝。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仓廪实而知礼节”理念，在诸葛亮治下的蜀汉得到了实际体现，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