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关于蜀汉后主刘禅与丞相诸葛亮的关系，一直存在着诸多猜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去世后，刘禅立即废除丞相制度，并一度拒绝为诸葛亮立庙，这似乎暗示着刘禅对这位“相父”心怀怨恨。然而，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审视刘禅的一系列后续举措，或许会发现一个截然不同的真相。
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刘禅确实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不再设立丞相一职。这一举动常被误解为对诸葛亮个人权力的否定或清算。但结合历史背景来看，事实可能恰恰相反。刘禅将诸葛亮的军政大权一分为二，由蒋琬主管政务，费祎执掌军事，形成文武制衡的格局。这种安排并非为了削弱权力，而是因为刘禅深知，诸葛亮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治国才能、忠诚品格与个人威望，在蜀汉乃至整个三国时代都无人能出其右。废除丞相制，实则是刘禅对诸葛亮历史地位的一种无形加冕——从此，“丞相”二字在蜀汉成为了诸葛亮的专属尊称，后世无人可僭越。这非但不是怨恨，反而是一种至高的认可与纪念。
诸葛亮逝世，举国哀恸。此时，曾受诸葛亮救命之恩的安汉将军李邈却上书，以“权臣去，国危解”之类的言辞公然诋毁诸葛亮。刘禅的反应极为迅速且果断：立即将李邈下狱并处死。这一事件清晰地传递出刘禅的态度：他绝不容许任何人玷污诸葛亮身后的清誉。在君主专制的时代，皇帝对一位已故大臣的维护达到如此程度，若说其中饱含怨恨，实在难以令人信服。此举更像是刘禅在用最严厉的方式，向朝野内外表明他对诸葛亮的绝对尊重与维护。
判断一位君主对前朝重臣的真实态度，观察其如何对待该臣子的后代，是一个重要维度。诸葛亮去世时，其子诸葛瞻年仅八岁。然而，刘禅对诸葛亮的追思与信任，直接惠及了这个孩子。诸葛瞻十七岁时，刘禅将女儿嫁给他，此后更是对其屡加拔擢，使其年纪轻轻便官至尚书仆射、军师将军。尽管诸葛瞻的才能远不及其父，但刘禅看重的，正是诸葛亮一脉相传的忠贞。后来，诸葛瞻、其子诸葛尚以及张飞之孙等蜀汉二代忠烈，在绵竹之战中悉数殉国，以鲜血回报了这份信任。这份跨越两代的君臣情谊与信任托付，无疑是刘禅对诸葛亮感情的最有力注脚。
关于立庙的争议，确实是这段历史中的一个焦点。起初，面对百姓与部分官员在成都为诸葛亮立庙的请求，刘禅的确没有同意。但这并非出于个人情感上的抵触。根本原因在于礼制：根据汉代礼法，唯有皇帝可立庙祭祀，臣子最多只能配享太庙。在首都为一位大臣单独立庙，是严重违背当时礼制传统的。刘禅作为一国之君，必须首先考虑礼法纲常。然而，强大的民意与朝中如习隆等官员的持续恳请，最终让刘禅做出了一个破格的决定：同意在诸葛亮葬地附近的沔阳（今陕西勉县）为其立庙。这一决定打破了汉朝四百年的旧制，开创了为功勋卓著的大臣单独立庙的先例。从坚守礼法到最终因民愿而破例，这个过程恰恰体现了刘禅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权衡，其结果是对诸葛亮功绩的极大肯定。
综合来看，将刘禅废除丞相、暂缓立庙等行为简单解读为“怨恨”，可能是一种过于现代且片面的视角。身处三国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刘禅的每一个决策都需要平衡礼法、政局、民心等多重因素。他或许并非雄才大略的英主，但从他坚决维护诸葛亮名誉、重用其子嗣、最终为其破格立庙等一系列行为来看，他对诸葛亮的情感，更接近于一种带有敬畏的依赖、尊重与怀念。诸葛亮于他，是严父，是导师，是国家的支柱。支柱倒下后，他的种种举措，更像是在努力寻找一种方式，既维系国家的稳定，又能妥善安放那份沉重的追思与至高无上的功绩评价。蜀汉政权能在诸葛亮去世后继续维系近三十年，刘禅对诸葛亮政治遗产的继承与尊重，无疑是关键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