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一生，堪称清史中最具戏剧性的篇章之一。皇太极猝然离世后，他与豪格的皇位之争以妥协告终，六岁的福临被扶上皇位，多尔衮则以摄政王之尊执掌大权。在其率领下，清军成功入关、定鼎北京，其个人权势也随之达到顶峰，先后获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乃至皇父摄政王。然而，顺治七年冬，他猝然病逝于狩猎途中，起初被迫尊为“成宗义皇帝”，但短短两个月后，风云突变，顺治帝下旨追夺其一切封典，更对其施以毁墓鞭尸的严厉惩处，使其身后声名彻底沦为逆臣。
时光流转至乾隆四十三年，距离那场清算已过去127年。乾隆皇帝颁布谕旨，正式为多尔衮平反昭雪，下令修复其坟茔，恢复其睿亲王封号，追谥“忠”，并重新将其补录入皇室玉牒。这一举动，无疑是对顺治朝定论的彻底推翻。顺治帝对多尔衮的深切怨恨史书有载，而熟读历史的乾隆帝不可能不知晓。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盛世之君要为一位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摄政王翻案呢？
首要原因在于，多尔衮对于清朝入主中原的功绩，是客观存在且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尽管顺治帝曾竭力淡化甚至删除其在官方记录中的贡献，但那段历史始终清晰。乾隆帝在谕旨中明确指出：“我朝定鼎之初，睿亲王实先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这显示出乾隆作为后世君主，对开国功臣历史地位的尊重与承认，认为其功劳不应被彻底埋没。
其次，乾隆对多尔衮是否真有“谋朝篡位”之心提出了关键性质疑。他认为，若多尔衮当时真怀异志，在兵权独揽、无人能制之时，何事不可为？何必等到顺治帝长大成人。乾隆将当年的权臣专擅，部分归因于顺治帝年幼，诸王大臣“畏而忌之”而形成的局面。这一判断，剥离了纯粹的道德批判，更多是从权力结构的现实角度进行分析。当年豪格在政治斗争中彻底失势，多尔衮大权独握，若其有意称帝，实则并无实质阻碍。因此，乾隆认为其过在于“威福专擅”，而非谋逆大罪。
更深层次看，乾隆此举并非单纯的历史翻案，而是其统治中后期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此时的清朝，历经康雍乾三朝积累，政局全面稳定，国力达至鼎盛。追求“十全武功”与“十全盛世”的乾隆帝，有意对前朝诸多历史定案进行系统性梳理与重新评估。为多尔衮平反，一方面可以彰显本朝统治者的宽广胸襟与公正态度，另一方面也能借此安抚宗室，增强统治集团内部的向心力与团结。这正解释了为何乾隆朝，尤其是乾隆四十三年左右，出现了为多位前朝人物翻案的现象，其成本低而政治收益显著。
从顺治的恨之入骨到乾隆的平反昭雪，多尔衮身后名的起伏，折射出的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更是不同历史时期统治者基于现实政治需要，对历史叙述的重新塑造。乾隆的翻案，既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再平衡，也是其构建“盛世”叙事、巩固统治根基的精明政治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