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然而这场辉煌胜利的背后，却暗藏着致命的危机。当吕蒙白衣渡江，兵临荆州城下时，镇守后方的两位核心人物——南郡太守糜芳与驻守公安的将军傅士仁，竟相继开城归降。这一举动，直接切断了关羽大军的归路，最终导致其败走麦城，英雄末路。这段历史，至今读来仍令人扼腕叹息。
要理解糜芳与傅士仁的选择，必须回溯他们在刘备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傅士仁是幽州广阳人，与刘备同乡，自涿郡起兵便誓死相随，可谓原始股肱。糜芳与其兄糜竺的份量则更为沉重。他们本是徐州巨富，倾尽亿万家资资助刘备于颠沛流离之际，更将妹妹嫁与刘备，缔结了政治与亲情的双重纽带。刘备称汉中王后，对糜氏兄弟厚加封赏，糜芳被委以南郡太守的重任，与傅士仁共守荆州根基，足见信任之深。
然而，信任的基石之下，裂痕早已悄然滋生。史载关羽性情“骄于士大夫”，对同僚常显轻慢。糜芳、傅士仁作为资历深厚的元老，长期镇守后方，却可能感到自己的功劳被前线主帅的光辉所掩盖，甚至因军务协调、粮草督运等事屡遭关羽斥责。这种日积月累的怨望与隔阂，为后来的剧变埋下了伏笔。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伐，命糜芳、傅士仁负责后勤供应，二人未能全力保障。关羽闻讯震怒，放出“还当治之”的狠话。这句“回来再收拾你们”，对于本就心怀恐惧与不满的二人而言，无异于一道催命符。它点燃了长期积压的恐惧——他们深知关羽执法严苛，且手握重兵，一旦得胜回师，自己恐将面临严惩。
恰在此时，吕蒙的军队已兵临城下。东吴的策反工作无疑精准地利用了这种恐惧与嫌隙。对傅士仁和糜芳来说，摆在他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残酷的抉择：一边是严苛寡恩、胜败未卜的“自己人”，另一边是兵临城下、许以生路的敌人。在生存压力与个人怨愤的交织下，对刘备集团的忠诚，最终未能抵过对即刻风险的恐惧。傅士仁率先在公安投降，糜芳在江陵孤立无援，抵抗意志随之瓦解，荆州门户洞开。
投降并未为他们换来尊荣。《三国志》记载，糜芳在东吴备受轻视。一次，吴臣虞翻当众斥责他：“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此言直戳其叛臣伤疤，糜芳只能闭窗避让。后来虞翻又借过营门之事讥讽他“当闭反开，当开反闭”，暗指其开城迎敌之举。这些公开的羞辱，生动勾勒出一个降将在新主阵营中尴尬而卑微的生存状态。
尽管史载糜芳后来曾随吴将贺齐征战，并有所俘获，但这更像是一种戴罪立功的驱使，而非真正的重用。至于傅士仁，史料对其在东吴的境遇几乎只字未提，很可能被束之高阁，寂寥终老。他们或许得到了肉体的“善终”，却永远背上了“武臣”的骂名。更可悲的是，糜芳的兄长糜竺在蜀汉听闻弟弟叛降后，自缚向刘备请罪，刘备虽宽慰有加，但糜竺终因羞愧忧愤，一年后便郁郁而终。兄弟二人的道路，自此天人永隔，忠叛两分。
时光流转至1985年，四川绵竹关帝庙前出土三尊跪像，被指认为“蜀汉三叛”：糜芳、傅士仁、郝普。这虽是后世民间情感的投射，却精准地定格了历史对他们的主流审判。他们曾在刘备最困顿的时期不离不弃，献上家产与忠诚，这份功绩本可彪炳史册。然而，在决定集团命运的关键时刻，他们因个人怨惧而做出的背叛，不仅摧毁了一代名将关羽，也深刻改变了三国的战略格局，让蜀汉“跨有荆益”的隆中对策化为泡影。
糜芳与傅士仁的故事，远非简单的贪生怕死可以概括。它交织了人性中的恐惧、怨望、算计与忠诚的极限考验。它提醒后人，维系一个集团凝聚力的，不仅是共享的辉煌，更是危难之际的相互信任与担当。当内部的裂痕被外部压力所利用，昔日最坚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崩塌得最为彻底。他们的名字，也因此被永久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论及忠诚与气节时，一个反复被提及的反面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