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璀璨的时代，百家争鸣、思想碰撞，人才如繁星般闪耀。这段大分裂时期见证了东周王室的衰落与诸侯争霸的崛起。而在这充满传奇的时代中，有一位名将以超凡的军事智慧，书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他就是先轸。
先轸（约前680年—前627年），出生于曲沃（今山西闻喜），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因功受封于原邑（今河南济源西北），故世称原轸。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辅佐晋文公与晋襄公两代君主，凭借卓越的战略眼光，在城濮之战与崤之战中先后击败楚国与秦国，成为中华史上首位集元帅之名与实战之功于一身的军事家。
重耳是晋献公之子，年少时便喜好结交贤士。十七岁时（公元前673年），他已汇聚五位德才兼备的挚友，先轸便是其中之一。公元前656年，晋国爆发骊姬之乱，重耳被迫逃亡，先轸伴随他辗转狄国等地多年。公元前636年，在宋、楚、秦等国鼎力相助下，流亡十九载的公子重耳归国即位，即晋文公。文公登基后，重用先轸、狐毛、狐偃、赵衰等贤才，晋国迅速强盛，人才济济，为日后争霸奠基。
彼时，齐国衰落，秦国偏安西陲，唯有楚晋两国具备争霸实力。公元前633年，楚国集结诸侯联军攻打宋国，宋派人向晋求救。晋文公左右为难：救宋，楚国实力强劲，且曹国与卫国——楚国盟国——阻隔其间；不救，则将失信于天下。关键时刻，先轸进言，力陈救宋之举关乎晋国霸业。他向文公阐明：此举既能报答宋国昔日恩惠，又能解救宋国危难，更能树立晋国威信，奠定称霸基石。狐偃附和此见，并提议攻曹、卫以解宋围。文公遂下定决心，出兵援宋。
晋国分兵上、中、下三军，先轸初为下军佐。公元前632年，晋军绕道渡河，攻入曹、卫，巧用先轸之谋，数日内攻克卫都五鹿（今河南濮阳南）。二月，中军主将郤縠去世，先轸受命接任中军将。三月，晋军攻陷曹都时，宋国再度告急。先轸献上妙计：指使宋国向齐、秦行贿，让其出面调停；同时扣留曹君，瓜分曹、卫土地予宋，以激怒楚国。楚国果然上当，拒绝齐秦劝和，促使齐秦与晋联手伐楚。
楚成王本想撤军，但统帅子玉执意求战。子玉派使者提出条件：晋若退还曹、卫土地，楚便解围宋国。狐偃愤恨子玉无礼，主张立即开战。先轸却洞悉其计：子玉此言若成，便能为三国带来安定，晋国则将失道寡助。他建议将计就计——秘密恢复曹、卫政权并离间其与楚的关系，同时囚禁楚使以激怒楚军。文公依计而行，曹、卫果然与楚断交，子玉怒不可遏，率军北上追击晋军。
文公遵循昔日诺言，下令退避三舍（九十里），以麻痹楚军并占据有利地形，成语“退避三舍”即源于此。公元前632年四月，晋、齐、秦、宋联军驻守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决战打响，晋军针对楚军右翼薄弱，派胥臣以虎皮蒙马猛攻，右翼溃败；又佯装撤退，诱使楚左军孤军深入。先轸率中军拦腰突袭，配合伪退的晋上军夹击，楚军大败。城濮之战就此终局，晋文公随后朝觐周天子，被正式册封为侯伯，奠定中原霸主地位。
此战被誉为战争史上的典范，先轸以避强击弱、佯退诱敌、各个击破的战法，开创了机动用兵的新纪元。不过，部分学者提出争议：有观点认为晋军策略可能是迷路巧合，依据是《左传》记载中军曾遭强风迷路并失旗；另据《国语》记载，先轸曾有意撤军，后因楚国王孙启分析敌军弱点而改变主意。
公元前628年冬，晋文公去世，晋襄公继位。秦国趁晋国霸业动荡之机，秘密发兵越过晋境，企图远程奔袭郑国。因郑国警觉，秦军转攻滑国（晋之邻国）后返程。面对这一挑战，先轸果断主张阻击秦军。晋襄公与部分大臣顾虑秦国曾助晋平乱，认为不应背弃恩义。先轸力排众议，指出秦国不吊唁新丧君主，且贪婪越境，视晋国权威如无物。为维护先君遗志与后世基业，必须反击。晋国迅速动员，染黑丧服作为伪装，在先轸策划下在崤（今河南陕县东南）设伏。四月，秦军行经崤道，遭晋军突袭惨败，主将孟明视等三人被俘，全军覆没。史称“崤之战”，这也是历史记载中第一场伏击战。
此战转变了春秋战争模式，从约期对阵转向战役艺术。然而，此举也引发争议：先轸虽挫败秦国东进，却激化两国矛盾，促使秦楚结盟，加之狄人侵扰，使晋国陷入三面受敌困境，后人对他的决策褒贬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