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超，原名薛震，以字行世，是唐代初年一位杰出的宰相，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是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父亲则是太常卿薛收。他来自河东薛氏家族西祖第三房，承袭汾阴县男的爵位，早年通过门荫入仕，开启了辉煌的仕途生涯。在唐代政治、史学与哲学领域，薛元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既是一位直言进谏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文坛领袖与学术先锋。本文将深入探讨薛元超在政治、文史与哲学方面的多重成就，展示他如何影响初唐社会与文化发展。
薛元超在政治上的表现，以直言进谏和建言边略著称。他历任太子舍人、给事中、中书舍人，后升任黄门侍郎，并出任饶州、简州刺史，最终入朝为东台侍郎，进爵汾阴县侯。仪凤元年（676年），他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不久晋升中书令，成为宰相，任职七年，多次辅佐唐中宗监国，最终以金紫光禄大夫身份致仕。光宅元年十二月（685年1月），薛元超病逝，追赠光禄大夫、秦州刺史，谥号文懿，陪葬于乾陵。
在政治决策中，薛元超敢于犯颜直谏。唐高宗前往温泉宫狩猎，令诸蕃酋长随行。薛元超上疏力劝，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担心夷狄之辈携带弓箭，可能危及皇帝安全。这一劝谏彰显了他对朝政安全的深思熟虑。此外，当太子李显留守长安监国时，常出城射猎，荒废政务。薛元超身为留守辅臣，直言告诫太子，指出内苑险陡、扈从中可能有反贼余孽，劝其远离危险，以免招致祸端。这些谏言体现了薛元超对皇权的忠诚与对国事的担当。
在边防策略上，薛元超同样表现出战略远见。仪凤三年（678年），吐蕃入侵唐朝，李敬玄率军征讨却大败而归。唐高宗召集群臣问策，多数官员如给事中刘景先、皇甫文亮等主张谨守边境，但薛元超力挺以守为攻的积极进取方针。他认为放纵敌军会滋生边患，固守则削弱军威，建议整顿士卒，一举歼灭吐蕃。尽管此主张未被立即采纳，却对后续御敌策略产生深远影响，不久朝廷便任命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大使，统一指挥对蕃战事。
薛元超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高宗朝的文坛泰斗。杨炯赞誉他为“朝右文宗”，崔融则在墓志中盛赞其文采与学识。学者陶敏认为，薛元超曾领导并推动唐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潮流。在初唐诗文革新运动中，王勃是主将，但薛元超以文坛领袖地位，推动了扫除颓风的变革，其作用不可小觑。
薛元超年仅十一岁便入弘文馆学习，入仕后兼任弘文馆学士，积极参与宫廷文学唱和活动，成为太宗与高宗朝的宫廷诗人代表。他完整留存的诗作《奉和同太子监守违恋》，是典型的应制唱和诗，展现了上官体的影响。薛元超与上官仪、李义府等交好，诗文往来频繁，上官仪曾作《酬薛舍人万年宫晚景寓直怀友》回应他的才华。薛元超在流贬蜀中的十年间，创作了《醉后集》，这部作品抒发贬谪中的苦闷与愤懑，远传至日本，见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学者陶敏推断，该集标志着初唐诗歌从应制咏物转向个人情志抒写的先声，胡可先也指出其诗风对上官体的超越，推动了文学发展。
返回长安后，薛元超成为诗歌革新的支持者。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记载，他折节下交王勃，托末契而推一变，使“积年绮碎，一朝清廓”。薛元超还积极赏识和提拔人才，据清代学者王鸣盛统计，他举荐过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义方等数十人。唐代《会要》记载，他推荐杨炯为崇文馆学士，并提携徐彦伯、李峤、李乂等，这些人后来在文坛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史学方面，薛元超参与编纂了“贞观八史”之一的《晋书》。他作为太子舍人，与来济、陆元仕、李淳风、李义府、上官仪等人分工合作，负责基本撰录工作，力求笔削之美，为后世留下珍贵史料。
哲学上，薛元超深受父亲薛收影响，对易学有深入研究。他在流贬蜀中期“耽味《易》象”，去世时以《周易》一部陪葬，可见对易学的情有独钟。学者宋德熹推测，《旧唐书·经籍志》中记载的薛仁贵撰《周易新注本义》十四卷，实际作者应为薛元超。此外，薛元超还精通佛典，曾与于志宁、许敬宗、来济、杜正伦等人协助玄奘整理已译佛经，展现了跨领域的学术造诣。薛元超的博学多才，不仅巩固了他在唐代文化中的地位，也为后世文学、史学与哲学的融合提供了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