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中期的风云变幻中，公元前318年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函谷关之战。这场战役并非秦国与单一国家的对决，而是由赵、楚、魏、韩、燕五国组成的联军，意图合力攻破秦国东出的咽喉要道。函谷关地势险峻，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是秦国屏障关东诸侯的战略核心。倘若联军当时能齐心协力，一举攻克此关，战国历史的走向或许将被彻底改写。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国力日盛，其东扩野心昭然若揭。加之张仪推行“连横”之策，游说各国事秦，使得关东诸侯深感威胁。在此背景下，魏国率先发难，魏惠王驱逐张仪，启用公孙衍为相。公孙衍力主“合纵”抗秦，积极穿梭于各国之间。最终，魏、赵、韩、燕、楚五国达成联盟，并共推楚怀王为“纵长”，组建联军西进伐秦。为牵制秦国，公孙衍还秘密联络了秦国后方的义渠国，意图使其在联军正面进攻时袭扰秦军后方。
然而，秦国的应对极为迅速且老辣。面对义渠的潜在威胁，秦国以重礼（包括大量精美丝织品与数百美女）进行安抚，暂时化解了腹背受敌的危机。随后，秦军主力从容布防于函谷关，严阵以待。反观联军一方，虽声势浩大，内部却矛盾重重。楚国与燕国因地理距离较远，受秦直接威胁相对较小，出兵态度并不积极，实际与秦军接战的主力仅为魏、赵、韩三国军队。联军缺乏统一指挥，各自为战，最终在函谷关前被秦军击退。
战事并未就此结束。次年（公元前317年），秦国名将樗里疾率军出关反击，在修鱼之地大败联军，尤其重创韩国精锐，斩首八万余人。此战震动关东各国，充分暴露了合纵联盟的脆弱性。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国联军与秦军主力对峙时，义渠君判断秦国专注东方战事，后方空虚，遂背弃与秦的临时约定，发兵袭击秦国李帛之地并取得小胜。但这局部的胜利，已无法扭转五国联军战略失败的全局。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当时同为“战国七雄”之一的东方大国齐国，为何没有加入这次五国合纵攻秦的行动？这并非因为齐国弱小或畏惧秦国，恰恰相反，正是源于齐国对自身实力与战略环境的自信与精密考量。
齐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其始祖为周朝开国功臣姜尚（姜子牙），受封于营丘，史称姜齐。至齐桓公时期，任用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国力达到顶峰，以“尊王攘夷”为号召，成为春秋首霸。战国时期，齐国政权虽由姜姓转为田氏（史称田齐），但依然是东方最富庶、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位列“战国七雄”。
在函谷关之战发生的时代背景下，齐国不参与合纵，主要有以下几层战略考量：
其一，地理上的相对安全。 齐国位于东海之滨，与秦国并不接壤，中间隔着魏、赵、韩等国家。秦国“远交近攻”的策略尚未完全成型，其直接兵锋主要指向三晋（魏、赵、韩）和楚国，对齐国的直接威胁在当时看来并不迫切。因此，齐国没有强烈的“火烧眉毛”之感，无需立即投身于损耗巨大的对秦战争。
其二，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 齐国当时与秦国关系尚可，并无重大冲突。贸然加入以楚国为纵长的联军，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还可能立即将自身置于秦国的对立面，这不符合齐国的利益最大化原则。齐国更倾向于保持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坐观中原诸国与秦国相互消耗，从而巩固自身在东方的主导权，甚至伺机扩大影响力。
其三，对合纵联盟效果的怀疑。 以齐国的政治智慧，不难看出五国联军各怀心思，难以形成合力。参与这样一个松散且可能内讧的联盟，胜算不高，反而可能引火烧身。历史证明，齐国的这一判断是准确的，五国联军果然败北。
其四，自身战略重心的考量。 当时齐国的注意力可能更多地放在邻近的宋、鲁等地，或者用于巩固内政、发展经济。与其西向劳师远征，不如经营好东方的基本盘。
齐国的缺席，深刻反映了战国时期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各国首要考虑的都是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谓的联盟往往因利益而聚，也因利益而散。函谷关之战的结局，不仅削弱了三晋，也让齐国更加坚信其“坐山观虎斗”策略的明智。然而，这种相对孤立主义的政策也并非没有代价。在后来秦国发动统一战争时，采取了“远交近攻”、逐个击破的策略，最终齐国也未能独善其身，这是后话了。战国时代的博弈，从来都是一盘瞬息万变的大棋，一时的精明算计，未必能换来永久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