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这位在历史长河中饱受争议的帝王，以其宏大的抱负与致命的失误，为隋朝的辉煌与骤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继承父业，坐拥开皇之治的丰厚基业，在位期间并非毫无建树。他力排众议，主持开凿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这一工程虽劳民伤财，却如动脉般为后世数百年的经济文化输送了活力；他正式确立并推广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寒门子弟开辟了一条通往权力中心的狭窄通道，其影响深远，直至明清。此外，营建东都洛阳、开拓西域丝绸之路，无不彰显其塑造“天朝上国”的雄心。然而，正是这份过于膨胀的雄心，尤其是对辽东高句丽政权接连三次、不惜代价的征伐，最终耗尽了帝国的元气，将隋王朝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决意发动对高句丽的首次远征。其父隋文帝昔日的失利，被他归咎于后勤准备不足。为此，杨广决心举全国之力，打造一场史无前例的“碾压式”征伐。诏令之下，帝国机器疯狂运转：从全国近两百个郡县征调的海量粮秣与军械，汇聚成望不到头的运输车队；新开通的永济渠等运河段上，舳舻相继，帆影蔽日，无数船只承载着兵员与物资，涌向远征的前哨基地——涿郡。这场动员的规模之巨、场面之盛，堪称古代世界军事后勤的奇观。然而，这表面的赫赫武功之下，是民生凋敝的残酷现实。为凑足军粮，官吏四处搜刮，甚至预征未来数年的赋税。其时山东、河南等地水旱灾频发，百姓已食不果腹，官府的横征暴敛无异于雪上加霜。帝国的财富与民力，没有被用于赈济灾荒、安抚黎民，而是源源不断地输往遥远的辽东战场。军队内部，许多将领和士兵对这场劳师袭远的战争心存疑虑，厌战情绪如暗流般涌动。这一切，都为即将到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大业八年，隋炀帝亲率号称百万的大军，浩浩荡荡开赴辽东。战争初期，隋军在渡过辽水后，并未遭遇高句丽军主力的大规模阻击。这短暂的“顺利”让炀帝产生了轻敌之心，误以为敌军望风披靡。殊不知，这恰恰是高句丽名将乙支文德“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精心策略。高句丽军队充分利用其熟悉的山川地形，固守坚城，避免正面决战，不断袭扰、拖延隋军。当战线拉长，隋军漫长的后勤补给线变得异常脆弱。更为致命的是，辽东地区复杂的气候给了远征军沉重一击。夏季的暴雨不期而至，道路泥泞不堪，粮运断绝，军中疫病流行。在萨水（今清川江）一带，长途跋涉、饥疲交加的隋军主力，终于落入高句丽军的包围圈。一场伏击战下来，隋军溃不成军，士卒死伤枕藉，渡河逃亡时自相践踏者不计其数。首次征伐以惨败收场，渡过辽水的三十余万隋军，最终逃回辽东城的仅余两千七百人，物资损失殆尽。
首次征伐的惨败并未让隋炀帝清醒。出于维护个人权威与帝国颜面的固执，他几乎未作休整，又于大业九年、大业十年接连发动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东征。第二次征伐因国内杨玄感叛乱而仓促撤军；第三次则在高句丽王遣使请降的象征性胜利中草草收场。这接连三次的“辽东之役”，对隋王朝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最直接的损失是巨量的人力物力：超过百万的士兵民夫死伤、被俘或逃亡，堆积如山的粮秣军械化为乌有，国库为之一空。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彻底撕裂了社会秩序。为了补充兵员与徭役，官府征发无度，无数家庭破碎，田地荒芜。沉重的负担终于压垮了百姓最后的忍耐力，从山东王薄起义的“无向辽东浪死歌”开始，反抗的烽火迅速燃遍全国，隋朝陷入了全面的内战与割据。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众叛亲离的隋炀帝在江都（今扬州）被部下缢杀，曾经强盛一时、结束了近三百年分裂局面的隋王朝，竟如流星般骤然陨落，其国祚之短，令人扼腕叹息。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已远远超出了一场边境战争的范畴。它是一场由帝王个人意志主导、以举国体制为赌注的战略豪赌。这场豪赌不仅暴露了中央集权体制下最高决策缺乏制衡的致命缺陷，也深刻揭示了军事行动若脱离国力支撑与民心向背，无论其初衷如何，终将招致灾难性后果。高句丽之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隋帝国盛极而衰的内在逻辑，也成为后世治国者引以为戒的深刻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