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帝国肌体已病入膏肓。土地兼并如野火燎原，豪强地主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王国般的庄园。无数依附农民在庄园中世代为奴，承受着永无止境的劳役与盘剥。每逢灾年，卖儿鬻女、家破人亡的惨剧便四处上演。统治者的贪婪并未止步于汉族百姓，更将吸血的触手伸向了边疆的少数民族，其中尤以西北羌族承受的压迫最为深重。
羌族人的反抗贯穿了整个东汉历史。早在汉武帝时期，先零羌等部族便联合十万之众揭竿而起。至东汉后期，州郡官吏与地方豪强的欺凌变本加厉，终于引爆了永初元年（107年）大规模的羌人起义。东汉王朝采取了“绝其本根”的残酷镇压策略，试图以灭绝手段平息反抗，然而仇恨的种子早已深埋。此后数十年间，烧当羌、当煎羌等各部起义此起彼伏，仅段颍镇圧的四年间，大小战斗就达一百八十余次，西北大地长期浸泡在血与火之中。
与人祸相伴的是频繁的天灾。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国祚中，竟有一百一十九年遭受旱、涝、蝗、疫的侵袭。公元153年的特大蝗灾与水患，席卷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流民多达数十万户，真正是“田野空、仓库空”，千里萧条。统治的黑暗与自然的无情，将整个社会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终于，在公元184年，巨鹿人张角振臂一呼，“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响彻中原，规模空前的黄巾起义爆发了。起义虽最终被镇压，但它彻底动摇了东汉的统治根基，并点燃了全国各地的反抗烽火。黑山、白波、飞燕等数十支义军星罗棋布，他们出身草莽，以质朴的外号相称，却以巨大的能量冲击着腐朽的秩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斗争传统的羌族人民再次举起义旗，与汉族的反抗力量汇成洪流，其中以边章、韩遂领导的羌汉联军影响最为深远。
中平元年（184年）冬，羌人领袖北宫伯玉与先零羌联合起兵。虽聚众数万，却苦于缺乏统帅之才。此时，素有威名的金城名士边章与韩遂进入他们的视野。北宫伯玉采取了一种非常手段——直接将二人“请”入军中。巧合的是，边、韩二人目睹朝政腐败、民不聊生，亦早有反意，双方一拍即合。于是，边章与韩遂被委以军政重任，一支强大的羌汉联军就此成型，成为继黄巾之后反汉的重要力量。
东汉朝廷急派车骑将军张温督董卓、周慎等将前往平叛。周慎率三万大军追击边章至榆中，不听部下孙坚“断其粮道”的良策，执意围城。边章识破其计，分兵命韩遂驻守葵园峡（今榆中桑园峡）。当周慎全力攻城时，韩遂奇兵突出，截断官军粮道。周慎军心大乱，最终弃辎重狼狈逃窜。
另一路的董卓则在北宫伯玉主力的围攻下陷入绝境，被围于望垣北角。粮草断绝之际，董卓使出诡计，明里筑坝捕鱼示敌以弱，暗则疏通坝下河道。趁夜黑风高，全军从淤泥中悄然潜逃，待起义军发觉追击时又决坝放水，阻敌于后，这才侥幸脱身。此一胜一负，显示了起义军强大的战斗力与官军的窘迫。
然而，随着军事上的胜利，起义军内部的矛盾开始滋生。边章与韩遂皆非等闲之辈，功勋渐著后，难免互生骄矜，为争权夺利而产生裂痕。边章甚至一度致书张温求降（一说为诈降缓兵之计），虽然后来回归，但嫌隙已生，为日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中平三年（186年），韩遂突然发动兵变，诛杀边章、北宫伯玉及其亲信数百人，将兵权独揽于手。这一事件成为起义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内耗严重削弱了联军的力量与凝聚力。
兵变后，韩遂整合十余万部队进攻陇西，并与汉阳的黄巾军余部首领王国联合，声势复振。前来镇压的凉州刺史耿鄙麾下本就是乌合之众，未及接战，内部便发生叛乱，耿鄙及其先锋均被杀，司马马腾趁机自立。韩遂与王国乘胜攻破汉阳，击杀太守傅燮。
但好景不长，东汉名将皇甫嵩与董卓在陈仓大败王国军，王国战死，起义军遭受重创。此时东汉朝廷自身也在黄巾起义与各地烽火的冲击下分崩离析，不久便陷入董卓乱政与军阀混战的深渊。建安十六年（211年），韩遂被曹操击败，被迫迁徙部众。建安二十年（215年），这位转战西北三十余年的枭雄，最终在金城、西平诸将的诱杀下黯然落幕。
边章、韩遂领导的反汉战争，持续三十一年之久，其骨干多为受尽压迫的羌汉贫苦百姓，故而斗争异常顽强与持久。他们虽未能亲手缔造新朝，却与黄巾军等各路义军一道，给予了东汉王朝最后一击，加速了其统治的终结。尽管胜利果实最终被曹操、刘备、孙权等新兴地主集团所攫取，开启了三国的时代，但这场发生在西北边陲的壮阔起义，其光辉与悲壮，永远铭刻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