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的东亚，朝鲜半岛正处于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的状态。这片土地不仅是三方势力角逐的舞台，更成为当时东亚两大强国——大唐帝国与日本（倭国）角力的前沿。高句丽因与唐朝接壤，长期面临中原王朝的压力，为求自保，它与突厥、百济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结成同盟。与此同时，受到高句丽与百济双重威胁的新罗，则选择向强大的唐朝称臣，与之结盟，由此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
公元660年，百济在高句丽的暗中支持下，大举入侵新罗，新罗军队节节败退。危急关头，新罗武烈王向宗主国唐朝求救。唐高宗李治果断任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统率十三万大军跨海东征。唐军势如破竹，于当年七月便攻陷百济都城泗沘，百济义慈王及百官贵族被俘，送往长安，显赫一时的百济王朝宣告崩溃。
然而，亡国的仇恨并未熄灭。公元661年，百济僧人道琛与旧臣鬼室福信等人秘密集结力量，图谋复国。他们两次派遣使者渡海前往日本，向当时的齐明天皇（后由其子天智天皇继位）乞求援兵，并请求送还早年赴日为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日本出于在朝鲜半岛建立亲日政权、扩张自身影响力的战略考量，决定介入。
公元662年春天，日本天智天皇派遣大将阿昙比罗夫率领一百七十余艘战船，护送扶余丰王子回国。扶余丰归国后即位，重建了百济流亡政权，并集结残余力量对抗唐朝驻军与新罗联军。日本方面持续向这个新政权输送兵员、武器和粮饷，企图将其打造为自己在半岛的桥头堡。
但这个流亡政权根基脆弱，内部很快因权力争夺而产生严重内讧。663年，在扶余丰的再次请求下，日本决定派遣大规模军队渡海，直接进行军事干预。这支由庐原君臣率领的庞大舰队，载着数万日军，浩浩荡荡开赴朝鲜半岛，目标直指唐军。一场决定半岛乃至整个东亚未来数百年命运的海上决战，已不可避免。
得知日本大举出兵的消息后，唐高宗迅速派遣右威卫大将军孙仁师率军渡海，增援在前线的刘仁轨、刘仁愿部。唐军会师后，统帅刘仁轨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水陆并进，攻克百济复国军的核心据点——周留城。
陆路由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领，从陆路进发。而更具决定性的水路由刘仁轨亲自指挥，他与部将杜爽、以及已归降唐朝的原百济王子扶余隆一同，率领唐朝水师舰队，沿熊津江（今韩国锦江）顺流而下，为陆军运输粮草并协同进攻。这支舰队虽然战船数量仅百余艘，但船体坚固，官兵训练有素，且装备了当时先进的弩炮与火攻器具。
公元663年8月27日，日本水军的先头部队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与刘仁轨的唐朝舰队遭遇，初次交锋，日军失利后撤。次日，即8月28日，轻敌的日军将领在与百济王扶余丰会商后，依仗己方战船数量多达四百余艘的绝对优势，产生了“我等争先，彼应自退”的盲目乐观情绪。日军未待全军列好阵型，便争先恐后地向严阵以待的唐军舰队发起混乱的冲锋。
这场海战成为了古代东亚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以精胜杂的战例。唐军主帅刘仁轨指挥若定，利用日军船队阵型散乱、协同不力的弱点，命令唐军战船灵活变换阵型，对日军实施分割包围，并巧妙运用火攻战术。一时间，唐军“左右夹船绕战”，火箭、火船齐发，日军战船大多为木制小船，彼此相连，火势迅速蔓延，无法脱身。史载当时“烟炎灼天，海水皆赤”，日军陷入一片火海与混乱之中，士卒“赴水溺死者众”，舰船“舻舳不得回旋”，几乎全军覆没。
白江口惨败的消息传来，百济王扶余丰仓皇逃往北方的高句丽，其残余部队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唐军投降。存在了六百余年的百济国，至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场战役的胜利，不仅一举平定了百济的复国运动，也为后来唐朝与新罗联军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
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对日本的震慑。白江口之战彻底击碎了当时日本统治阶层染指朝鲜半岛的野心。天智天皇惊恐万分，深恐强大的唐朝水师乘胜追击，直捣日本本土。为此，他不惜耗费巨资，从公元664年起在国内接连修筑了四道防线。战败的教训是深刻的，日本从此改变了对外扩张的国策，转而全面向唐朝学习。他们先后多次派遣“遣唐使”，谦卑地称臣纳贡，积极吸收中国的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生产技术，开启了持续两百余年的“唐风文化”时代，从而深刻地塑造了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轨迹。可以说，白江口一战，奠定了此后近千年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政治与文化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