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蜀汉名将关羽在荆州失守后，退守麦城，最终上演了一场千古悲剧。这场变故不仅改变了蜀汉的国运，也牵动了刘封与马超两位将领的后续命运。当我们回溯历史的沧桑，探究关羽死后刘备追究责任的过程，一个关键问题浮出水面：为何刘备只杀刘封，却不杀马超？
公元219年，在襄樊之战中，东吴孙权派遣吕蒙、陆逊偷袭了关羽的后方，与此同时，关羽在与曹魏将领徐晃的交战中失利。最终，关羽进退失据，于公元220年在临沮兵败被杀。这一事件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关羽死后，刘备为此痛心疾首，并将怒火直接指向刘封和孟达。公元220年，孟达背叛蜀汉，与曹魏将领徐晃联手进攻刘封，并劝其投降。刘封拒不投降，却因部下叛变而败归成都。刘备在诸葛亮的建议下，赐刘封自尽，刘封虽死，刘备却深表痛惜。更令人困惑的是，关羽临死前曾经过马超的封地临沮，因此有人认为马超也应对关羽之死负有责任。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原本有望继承基业，但因关羽之死而背负直接责任。上庸三郡地理位置特殊，距离襄樊战场非常近。当关羽在水淹七军后包围樊城和襄阳时，曾多次请求刘封和孟达发兵支援。然而，刘封和孟达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一拒绝成为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试想，如果刘封能够及时支援关羽，或许能抢先攻占襄樊，从而掌握战场主动权，避免腹背受敌的困境。不仅如此，刘封在荆州危急时的不作为，直接导致关羽孤立无援，最终兵败被杀。因此，从责任角度看，刘封难辞其咎，刘备追究其罪责完全合理。
马超作为蜀汉的重要将领，在关羽之死中的角色却截然不同。根据陈寿在《三国志·马超传》中的记载，刘备在平定益州后，任命马超为平西将军，并命他“督临沮”。这似乎显示临沮是马超的封地，让人误以为关羽之死与马超有关联。但实际历史背景更为复杂。公元215年，益州之战中，马超率军加入刘备阵营，促使刘璋投降，刘备因此论功行赏。但之后，马超并未长期驻守临沮。建安二十三年（218年），马超与张飞、吴兰等人率军驻扎沮水，即今陕西省一带，参与汉中之战。到了公元220年，汉中之战结束后，马超随刘备返回成都。因此，当关羽在临沮被杀时，马超根本不在该地。换言之，马超与关羽之死毫无直接关系，刘备自然无需追究他的责任。
除了不救援关羽，刘封的结局还与其他因素有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孟达因与刘封不和，加上刘封夺取了孟达演奏鼓乐的乐队，导致孟达心生不满，最终投靠曹魏。这一背叛行为直接归因于刘封的傲慢和苛刻。更为关键的是，历史学者指出，刘封作为刘备的养子，对继承人刘禅构成潜在威胁。在权衡利弊后，诸葛亮建议赐死刘封，以避免未来内乱。刘备虽然痛心，但为了蜀汉的稳定，只能接受这一建议。因此，刘封的死是其责任、过失以及政治需要的综合结果。
关羽死后，刘备急于追究责任，但并非所有人都受罚。马超之所以安然无恙，是因为他与关羽之死无关，且战功卓著。与此相反，刘封因不救援、欺凌孟达等行为，承担了致命后果。这一事件也反映了蜀汉内部的权力平衡与风险。刘备在处理刘封问题时，展现出战略眼光：他既要维护关羽的声誉，又要防范潜在继承危机。通过赐死刘封，刘备既安抚了亲信，又削弱了不稳定因素，从而确保了蜀汉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