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驾崩后，太子刘盈即位，吕后被尊为皇太后。此时，汉朝的政治格局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以吕后为首的外戚势力、遍布各地的刘氏诸侯王，以及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勋贵集团。吕后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并非简单的家族私心，而是一场围绕权力巩固与传承的复杂博弈。
汉惠帝刘盈即位时年纪尚轻，且性格仁弱。他若想真正掌握皇权，势必需要借助刘氏宗亲与开国功臣的力量来制衡母亲。然而，吕后以极其凌厉的手段，迅速掐断了皇帝可能获得的任何外部支持。她先是利用惠帝外出之机，毒杀了对其皇位有潜在威胁的赵王刘如意，并以残忍手段处置其生母戚夫人，此举不仅铲除了异己，更对年轻的惠帝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震慑，使其深刻体会到母后的冷酷与掌控力。
当惠帝试图从功臣集团寻求突破时，也遭遇了闭门羹。相国曹参奉行“萧规曹随”，终日饮酒，明确表示不愿卷入皇帝与太后之间的权力纷争。这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多数功臣的态度：他们倾向于维持现状，稳定高于一切，不愿支持皇帝进行政治冒险。而在宗亲方面，实力最强的齐王刘肥，在朝见时也险些被吕后毒杀，最后被迫献出一郡之地以求自保。经此一事，诸侯王们更是噤若寒蝉。
在成功孤立皇帝后，吕后得以顺利专权。这一时期，她的打压对象主要集中于对其有直接威胁或口出怨言的个别年轻诸侯王，如先后被改封为赵王后除掉的刘友、刘恢等人。对于实力雄厚、态度恭顺的楚国、吴国等老牌诸侯，吕后则主要以安抚为主，并未轻易触动。这说明她的早期策略核心是“控权”而非“灭刘”，目的是确保中央（即她自己）的权威不受挑战。
然而，汉惠帝的英年早逝，彻底改变了权力延续的格局。继位的小皇帝们年幼，且并非吕后亲生，与她的关系十分疏远，甚至有孙子扬言长大后要报仇。吕后意识到，仅凭自己“太皇太后”的身份，难以长久维持吕氏家族的尊荣与安全。一旦自己去世，吕家很可能面临清算。因此，她的策略从个人专权，转向了构建一个以吕氏家族为核心的权力体系，以期实现家族势力的制度化存续。
为了给吕氏子弟封王，必须有空出的王位和封地。吕后的做法是“置换”：将部分刘氏诸侯王的封国收归中央，转而封给吕姓族人。她选择的打击对象颇具策略性：主要针对那些封地较好、但国君年轻势弱、根基尚浅的诸侯王。例如，赵王、梁王、淮阳王先后被废杀，燕王死后其子被除，封地便改封吕姓。而对于镇守边疆、态度恭顺的代王，以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淮南王，则予以保留。
这一系列操作，本质是一场精密的权力再分配。吕后并非要推翻刘姓天下，而是在确保汉室江山姓“刘”的前提下，将相当一部分实权转移到“吕”姓手中，形成刘、吕共治的局面，从而保障自己身后家族的安危与富贵。她的目标是在皇权架构内，为吕氏家族谋取一个世袭的、稳固的贵族地位。
吕后的行为，是汉代初期“家天下”政治逻辑的极端体现。在帝制早期，外戚干政是皇权延伸的一种常见模式。吕后作为开国皇后，其个人能力与政治野心相结合，在夫死子弱的特殊情况下，将这种模式推向了顶峰。她提拔吕氏、打压部分刘氏宗亲，是巩固个人权力的需要，更是为身后家族命运所做的未雨绸缪。这场政治风暴，也为后来的“诸吕之乱”与文帝即位埋下了伏笔，成为西汉初期政治演变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