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中期的历史舞台上，张延赏是一位身世显赫、仕途通达却又充满争议的人物。他出身于著名的河东张氏，父亲是玄宗朝名相张嘉贞，可谓标准的“官二代”。凭借家族荫庇，他早早踏入仕途，从太子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起步，历经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要职，最终官至宰相，完成了父子两代皆为宰相的家族荣耀。然而，史书对他的评价却颇为复杂，既有对其治理能力的认可，也有对其人品的尖锐批评。
张延赏的职业生涯与地方治理紧密相连。他曾出任河南尹，并先后担任淮南、荆南、西川三镇节度使。尤其在治理西川期间，他致力于战后恢复，关注蜀地经济重建，展现了一定的务实才能。泾原兵变时，他坚定支持朝廷，输送物资，立下功劳，因此得到唐德宗的赏识，被召还朝中，并最终于贞元三年拜相。
然而，他的宰相生涯却与争议相伴。一方面，他倡导节俭财政，试图推行裁减冗官的政策，这虽出于减轻朝廷负担的初衷，却触动了庞大的官僚集团利益，引来强烈反对。另一方面，他与名将李晟的恩怨更是其人生一大污点。他先是因李晟干预而未能顺利拜相，后虽和解，却暗中促使德宗罢免了李晟的兵权，被后世史家批评为“以私害公”。
相较于正史记载，两个关于张延赏的民间轶事或许更为后世所熟知，也更能折射出当时的社会风貌与人情冷暖。
第一个故事是“钱可通神”。张延赏审理一桩案件时，接连收到神秘帖子，贿赂金额从三万贯一路涨到十万贯，要求他停止查案。面对最终的天价，他叹息道：“钱至十万，可通神矣！”并就此罢手。这个典故不仅生动刻画了晚唐官场腐败的潜规则，也成为了后世形容金钱巨大魔力的经典成语。
第二个故事则颇具戏剧性，名为“不识贵人”。张延赏想为女儿择婿，却看不上穷秀才韦皋。唯有夫人苗氏慧眼识珠，坚持将女儿嫁之。婚后，韦皋因性格清高受尽张家冷眼，最终愤而离家出走。谁知多年后，韦皋竟立下赫赫战功，官至西川节度使，恰恰成为张延赏的继任者。当张延赏得知真相后，羞愧难当，留下了“不识韦皋是贵人”的笑谈。这个故事充满了命运的反转与讽刺，也常被用来感慨世态炎凉与识人之难。
对于张延赏的历史定位，历代史家看法不一。唐代李肇指出其家族“三代为相”的罕见荣耀。然而，五代刘昫在《旧唐书》中批评他罢李晟兵权、排挤贤臣柳浑，近乎“四凶”之行。宋代宋祁在《新唐书》中则采取了相对辩证的看法，既肯定其地方“善政”与治事之才，也惋惜其器量不足，最终“穷于忮”（受困于嫉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更是直斥其为“奸佞小人”，认为其应对吐蕃劫盟之败负有重大责任。
纵观张延赏的一生，他出身名门，具备政务能力，在地方有所建树，这是其积极的一面。但他器量狭小，因私怨排挤功臣，在重大决策上亦有失误，这些则构成了其历史形象的阴影。他的故事，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起伏，也是中唐时期政治生态与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从“钱可通神”的无奈，到“不识女婿”的讽刺，这些轶事早已超越其本人，成为我们洞察那个时代权力、金钱与人性的生动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