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的历史舞台上，庾怿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人物。他出身于显赫的颍川庾氏，是征西将军庾亮的弟弟，也是晋康帝司马岳的舅父。这样一位身兼外戚与重臣身份的人物，本应在史册上留下更为光鲜的记载，然而他的人生结局却充满戏剧性与争议，留给后世无尽的评说。
庾怿，字叔预，生于公元293年。凭借家族背景，他早年便步入仕途，从东海王司马冲的功曹做起，历任暨阳县令、中军司马等职，一路升迁至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在平定苏峻之乱中，他立下战功，受封广饶县男，并出任临川太守。其兄庾亮总督六州军事时，看中他“宽厚容众”的品格，委以梁州刺史的重任，镇守魏兴，成为东晋西陲的重要屏障。此后，他又转任豫州刺史，都督宣城、庐江等四郡军事，镇守芜湖，官至征西将军，可谓位高权重。
史书评价庾怿性格“通简”、“宽厚”，善于治理，能得民心。在地方任上，他施政宽和，即便因部将叛逃事件被贬，朝廷中仍有声音认为他“御众简而有惠”，不宜因小过轻动，可见其治才得到一定认可。然而，东晋政坛波谲云诡，外戚与士族、中央与方镇之间矛盾错综复杂。庾怿身处其中，其“宽厚”或许既是个人修养，也是在凶险政局中的一种生存策略。
关于庾怿，有一则流传的轶事颇能体现其人与当时的人物品评风尚。他曾将一把白羽扇进献给晋成帝，成帝却因扇子不是全新而退还。侍中刘劭当即劝谏说：“柏梁台那样宏伟的建筑，工匠是最先领略其妙的；管弦繁奏的乐曲，乐师夔和伯牙是最先品鉴其音的。庾怿进献的扇子，应看重其精美而非新旧。”庾怿后来听闻此事，感叹道：“此人应当常伴君王左右。”这则故事不仅展现了庾怿所用之物的精良，更从侧面反映出时人看重器物背后的格调与赠予者的心意，而非单纯的新旧。庾怿对刘劭的赞赏，也体现了他识人重才的器量。
除了政治与军事，庾怿在艺术领域也有所成就。他工于书法，尤其擅长正书和行书。唐代窦臮在《述书赋》中评价他“遗古效钟（繇）”，即继承学习了曹魏书法家钟繇的风格，但又指出其字“虽稳密而伤浮浅”，似有模仿而未达神髓之憾。宋代陈思的《书小史》则明确记载其善书。在门阀士族文化昌盛的东晋，书法是士人重要的修养标志，庾怿的书法造诣，也是他作为文化士族一员的身份体现。
咸康八年（公元342年），一场突发事件为庾怿的人生画上了仓促而灰暗的句号。史载，他将毒酒送予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之察觉有异，让狗试饮，狗当即毙命，于是密报朝廷。晋成帝（一说为当政的康帝或摄政的庾冰等，记载有异）闻后震怒，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大舅（指庾亮）已经扰乱了天下，小舅还想这样吗？”庾怿得知事情败露，饮鸩自尽，终年五十岁。死后，朝廷仍赠予侍中、卫将军，谥号“简”。
这一事件成为历史谜团。其动机史书未明言，后世推测可能与争夺江州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权有关，是庾氏家族与其它政治势力（如琅琊王氏）角力的极端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或是庾怿个人为巩固家族权势的冒险之举。无论如何，这一行为彻底改变了他的历史评价，使其一生功过变得极其复杂。
后世对庾怿的评价呈现出鲜明的二元性。一方面，他作为地方长官的治绩、宽厚的个人品格以及文化艺术上的修养，常被提及和认可。另一方面，晚年的“毒酒”事件成为其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使其被牢牢钉在“阴谋败露、畏罪自尽”的耻辱柱上。这正反映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一个人物的功过并非简单的非黑即白，而是由其具体行为、时代背景和最终结局共同塑造的。庾怿的一生，可以说是东晋门阀政治下，一个贵族官僚在权力、家族利益与个人道德之间挣扎与失衡的缩影。
他的故事也提醒后人，政治斗争的无情与残酷，即便是一个以“宽厚”著称的人，也可能在权力的漩涡中做出极端选择，最终导致身败名裂，令其早期的所有功绩与修养都蒙上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