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1年，刘备于成都登基称帝，建立蜀汉政权。同年，为报关羽之仇并夺回荆州，刘备亲率大军东征，发动了著名的夷陵之战。战役初期，蜀军一度深入吴境，形势似乎有利。然而，公元222年，东吴都督陆逊以火攻之计大破蜀军，致使刘备精锐几乎损失殆尽。兵败后，刘备退守白帝城，因身心俱疲，自知难以返回成都，遂在此地召见重臣，安排身后之事，史称“白帝城托孤”。
在临终安排中，刘备任命丞相诸葛亮总揽朝政，辅佐后主刘禅；同时，又命李严为尚书令、中都护，统管永安一带的军事防务。这一人事布局，常令后世读者产生疑问：刘备既已全心信赖诸葛亮，为何还要将李严也列为托孤大臣？这是否意味着他对诸葛亮有所保留？
实际上，深入分析蜀汉当时的内部结构，便能理解刘备此举的深谋远虑。这并非出于对诸葛亮的不信任，而是基于稳固政权、平衡各方力量的周全考虑。
蜀汉政权内部主要存在三大派系：荆州派、东州派与益州本土派。诸葛亮虽原籍徐州琅琊，但其社会关系与政治基础多扎根于荆州，被视为荆州士人的代表。而李严出身南阳，早年入蜀，深受刘璋重用，在东州集团中威望颇高，同时与部分益州士族亦有往来。
刘备将太子刘禅同时托付给诸葛亮与李严，实则是希望借助二人，联合荆州与东州两派力量，共同辅佐新君，以抵消内部可能出现的离心倾向。若只托孤于诸葛亮，虽能确保政令贯彻，却可能令东州势力感到被边缘化，不利于政权内部的团结与稳定。
从军事防御角度看，白帝城地处吴蜀交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刘备败退至此，东吴的军事威胁并未完全解除。李严此前在平定益州内部叛乱时已展现出出色的军事才能，被刘备任命为辅汉将军，镇守巴东。赋予他托孤大臣的身份，有助于其在紧急情况下有效调动兵马，巩固东方防线，这体现的是刘备的知人善任与战略考量。
此外，刘备的嫡系力量在关羽失荆州、张飞遇害后已大为削弱。在此背景下，重用兼具能力与影响力的李严，也是弥补将才短缺、强化军政体系的务实之举。
值得留意的是，托孤大臣中并未出现益州本土派的代表。这或许反映出刘备对本土士族始终怀有戒心。益州士族大多安于割据自守，与刘备“兴复汉室”的北伐志向存在根本分歧。历史也证明，后来邓艾兵临成都时，正是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族极力主张投降，最终促使刘禅放弃抵抗。刘备在世时，对此潜在倾向应有察觉，因此在权力核心的安排上慎之又慎。
遗憾的是，李严后来的作为，恐怕超出了刘备的预期。诸葛亮主持北伐时，曾欲调李严驻守汉中，但李严多次推诿，反而要求划出五郡设立巴州，由自己出任刺史，意图形成割据之势，诸葛亮断然拒绝。此后，李严甚至为推卸粮草督运不力的罪责，诬陷诸葛亮擅自退兵，企图借此削弱对手权威。
真相大白后，李严的行径引发朝野公愤，终被废为庶民，流放梓潼。据载，诸葛亮病逝的消息传来后，李严亦发病而终——他或许仍在期待诸葛亮能重新起用自己，因为除诸葛亮外，朝中已无人愿予其机会。这一结局，为其政治生涯添上了一抹复杂的悲剧色彩。
纵观刘备的托孤布局，实乃在理想与现实、信任与制衡之间寻求精妙平衡的政治艺术。他既赋予诸葛亮“君可自取”的极大信任，以保障治国路线的延续；又通过李严的任命，安抚东州势力，巩固边防，维系政权结构的稳定。这一安排，短期内确实有助于蜀汉渡过权力交接的危机，至于其后的人事纷争与派系矛盾，则已是风云变幻的后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