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以其雄才伟略开创了三百余年的大宋基业。然而，这位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的帝王，在位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却始终未正式册立太子。这一反常举动，不仅在当时引发诸多猜测，更成为后世史学家持续探讨的历史谜题。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九月，距离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已过去五年。此时，太宗的心腹柴禹锡等人告发秦王赵廷美（太祖、太宗之弟）有谋反之举。在此之前，太宗已历经高梁河之败与莫州之败，威望受损；而太祖之子赵德昭被迫自尽、赵德芳离奇病逝，更让朝野暗流涌动。面对皇位的潜在威胁，赵光义急需一个能证明其继位合法性的依据。于是，尘封已久的“金匮之盟”被重新提起，成为赵光义稳固权位的关键筹码。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建隆二年杜太后病重时，曾召太祖与赵普至榻前。太后问太祖：“你知道自己为何能得天下吗？”太祖哽咽不能答。太后道：“这是因为后周让幼子即位，人心不服。倘若周有年长之君，你岂能至此？你与光义皆我所生，你之后当传位于弟。天下至广，立长君才是社稷之福。”太祖叩首受命，赵普当场记录盟约并署名，藏于金匮之中，由宫人秘密保管。
表面看来，“金匮之盟”为赵光义的继位提供了法理依据。然而，结合“烛影斧声”等传闻，这一盟约的真实性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杜太后提出此议，是基于五代时期幼主失国、政权更迭频繁的教训，希望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确保江山稳定。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赵匡胤当时正值壮年，其子虽年幼，但若能顺利成长至成年继位，本可避免传位引发的动荡。太后此举，似乎预设了太祖早逝的可能性，这在情理上略显突兀。
从人性角度考量，赵匡胤作为父亲，自然更倾向于将皇位传给亲生儿子。其长子赵德昭生于乾德二年（964年），至开宝九年（976年）太祖去世时已十二岁，若太祖能多活十年，德昭便足以成年亲政。且太祖在位期间，多次让德昭参与朝政、接见使臣，显有培养之意。然而，赵光义长期担任开封府尹、晋王，掌握京城实权，在朝中势力盘根错节，这或许才是太祖迟迟不立太子的深层顾虑——过早确立储君，可能引发兄弟间的权力冲突。
赵匡胤不立太子的决定，实则是多方权衡的结果。其一，五代十国以来，皇位继承往往伴随血腥政变，太祖或许希望以时间换空间，待儿子们成年后再行册立，避免他们过早卷入政治漩涡。其二，赵光义作为开国功臣兼皇弟，在军政体系中影响力巨大，若强行立子为储，恐引发朝局动荡。其三，太祖或许曾设想通过潜移默化的权力过渡，让德昭逐步建立威望，最终水到渠成地继承大统。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
此外，从制度层面看，宋代初年尚未形成完善的储君培养体系。太祖在位期间，主要精力集中于统一战争、巩固政权和制度建设，立储之事可能被视作“可缓之举”。谁料开宝九年冬夜的“烛影斧声”，彻底改变了皇位传承的轨迹。赵光义继位后，迅速巩固权力，并通过“金匮之盟”的宣扬，为其继位披上了合法外衣。而太祖一脉的子孙，则在太宗一朝逐渐远离权力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