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辽东地区由公孙氏掌控，周边部族皆向其臣服。高句丽起初与公孙氏关系尚可，甚至曾出兵协助其平定匪患。然而公元196年，高句丽新大王即位之际，其兄长拔奇在公孙度的支持下起兵夺位，事败身死。此事成为双方关系的转折点，从此高句丽与公孙氏结下深仇。公孙氏若想逐鹿中原，必须先稳定后方，清除高句丽的威胁；而高句丽若想独霸辽东，也必须搬开公孙氏这块绊脚石。双方各怀心思，相互戒备。但高句丽实力相对较弱，主要采取守势，静待时机。至公孙康执政时期，曾大举进攻高句丽，焚毁其国都国内城，迫使高句丽将都城迁至易守难攻的山城丸都（今吉林集安以西的山城子）。
面对强大的公孙氏，高句丽在外交上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与东吴、曹魏建立联系。公元233年，东吴使者团出使辽东公孙渊处，后因公孙渊背信弃义，杀害正副使臣，使团中数人逃至高句丽，并假托奉孙权之命前来交好。高句丽东川王遂与东吴结盟，甚至获封“单于”称号。然而，曹魏敏锐地察觉到这一联盟对东北局势的潜在影响，不断遣使施压，要求高句丽与东吴断绝关系。数年之后，高句丽迫于曹魏的军事威慑，不得不与东吴绝交，并斩杀吴使胡卫等人，将其首级送至幽州以示诚意。
随着诸葛亮病逝五丈原，曹魏西南战线压力骤减，得以集中力量解决盘踞辽东、日渐桀骜的公孙渊。公元237年，司马懿统帅四万大军水陆并进，征讨辽东，同时要求高句丽出兵协助。高句丽派遣主簿大加率领数千精兵配合魏军作战。数月后，魏军攻破襄平，公孙渊败亡，其势力彻底瓦解。曹魏顺势收复乐浪、带方二郡，并在原公孙氏辖地设立平州，下辖辽东、昌黎、玄菟、乐浪、带方五郡，同时于襄平设置东夷校尉，总管东北各族事务。
公孙氏覆灭后，辽东尽归曹魏。当时曹魏正专注于对吴、蜀的战事，无暇全力经营东北。高句丽东川王见此，野心复萌，意图取代公孙氏成为辽东霸主，多次派兵袭扰辽东郡西安平县等地。高句丽大臣沛者得来以死相谏，绝食劝告国王切勿触怒曹魏，以免招致亡国之祸，但东川王置若罔闻。待至西线与南线战事稍缓，曹魏即命毌丘俭率军东征，清算高句丽屡次寇边之仇。
公元244年（曹魏正始五年），毌丘俭率领步骑万人自玄菟郡出击，征讨高句丽。魏军先后在沸流水、梁口两地大败东川王主力，歼灭高句丽军一万八千余人。东川王仅携妻子及千余骑仓皇逃往东沃沮（南沃沮），固守险要的丸都城。毌丘俭兵临城下，发现山城西北面山势陡峭而守备薄弱，遂定下声东击西之计：正面佯攻吸引守军注意，同时选拔精锐士卒攀崖而上，突袭西北防线，“束马悬车”，一举攻破丸都山城。据史载，魏军虽“屠丸都”，但对曾力谏国王的沛者得来一家予以保护，“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展现了区别对待的策略。
公元245年，毌丘俭再度挥师东进。东川王逃往买沟（今朝鲜咸镜北道会宁）。毌丘俭坐镇丸都，分兵两路：一路命玄菟太守王颀深入东沃沮追击高句丽残部；另一路由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进攻依附高句丽的濊貊诸部落。王颀军追至竹岭，再度重创东川王余部，随后横扫沃沮境内助战高句丽的邑落，斩首三千余人。东川王虽在护卫下隐匿逃脱，但魏军兵锋直抵北沃沮与肃慎边境，展现了强大的远程投送与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刘茂、弓遵亦成功降服不耐濊等部落，将东汉以来废弃的临屯郡故地重新纳入版图。至公元245年中，征讨全面结束，毌丘俭刻石纪功，凯旋回师。东川王则在逃亡中忧愤而死。两次战役，曹魏累计迁走高句丽人口数千，极大地削弱了其国力。
毌丘俭东征是中原王朝对东北地区前所未有的一次深远经略。曹魏的军事影响力一度远达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原属高句丽控制的朝鲜半岛岭东濊貊之地，也并入乐浪、带方二郡管辖。高句丽遭受近乎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四十余年不敢再犯辽东，持续向魏、晋遣使朝贡，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臣属与和平关系。这次征讨不仅稳固了曹魏东北边疆，也为后世中原政权管理东北亚地区奠定了重要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有史料如《隋书》提及，部分滞留沃沮的高句丽人部落后来参与建立了新罗，这或许可视为此次历史震荡在更长时间维度上产生的族群迁徙与重组效应。
纵观这段历史，曹魏与高句丽的战争并非简单的边境冲突，而是东北亚权力格局重组的关键环节。从公孙氏覆灭到毌丘俭东征，曹魏以连贯的战略行动，成功遏制了高句丽的扩张势头，将辽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广阔地域牢固纳入管辖，其“以战止战”的策略确保了此后数十年的边境安宁，其军事、行政建置的影响更是延续至晋代乃至更久。
